两个“中国”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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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两个“中国”建筑师作者：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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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匈牙利建筑师学会等机构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邬达克的生活和工作》新书发布会，翌日，以邬达克为主题的电影《一个改变上海面貌的人》也开始在世博园的斯洛伐克馆播放。事实上，出身于当年奥匈帝国邬达克，其国籍至今仍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悬案，而能引起这样的争执，还因为人们关于上海那个繁花似锦的老上海的记忆，竟有小半发生于这个流亡建筑师的作品。

邬达克（Ladislaus Edward Hudec，1893年～1958年），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建筑学院，随后因参军被俘，流放到西伯利亚。辗转逃到大上海的他，从1918年到1947年，在这个处于建筑黄金时代的城市完成了65个项目，100多个单体建筑，其中近一半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录。那座高83.8米，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吸引17岁的贝聿铭每天驻足工地并因此对建筑产生兴趣的国际饭店，就出自他的手笔。位于市中心的沐恩堂，带有拜占庭风格的焉息堂，因现代装饰艺术风格名噪一时的大光明电影院，以及以“远东第一豪宅”吴同文宅为代表的大量私人府邸，也都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知名建筑。

诺曼底公寓（照片引自色影无忌-上海优秀老建筑影集）

真光大厦（照片引自色影无忌-上海优秀老建筑影集）

瑞金公寓

沐恩堂

花旗银行

    邬达克堪称非常出色的职业建筑师，从医院到学校，从银行到办公楼，从基督教堂到天主教堂，从公寓房子到私人住宅……似乎没有他不能设计的，而建筑风格也没有限制。他在各种风格中游刃有余，又时常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他1918年受雇于美国人开的克利洋行后，完成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而1925年独立开业后，装饰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占据了主流，且带有强烈的折衷气息，英式、法式、西班牙式都有体现。这在国际主义潮流已经打响名号的时代，看似有些落伍，但显然非常适合那个海纳百川，各种潮流兼容并蓄的大上海，也因此带上了鲜明的海派特色。

    和其他西方建筑师不同，邬达克的业主多为中国人。他和许多民族资本家私交甚密，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在上流社会的聚会上，不聊邬达克是很落伍的。但更重要的是，邬达克的建筑都是实实在在从上海的泥土里“长”出来的。邬达克很注重基地的文脉，无论是古典主义、新装饰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是绝对的，他的目的在于让一座建筑优美、实用，与外在环境融为一体。

    大光明电影院是邬达克的代表作，这座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影院其实位于租界内被挑剩的地段，面积有限，也不规则，但他“螺丝壳里做道场”，建起了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戏院，成为了沪上建筑业的传奇。通常出色的还有吴同文宅，建筑主体紧贴北面道路，契合道路转角而成弧形，在在南边留出大片花园，成为顺应城市地势的建筑。

吴同文宅

大光明电影院

   邬达克的本土化也体现在材料的使用上。当时上海的高楼大厦多用国外进口石材，他却把中国材料用得非常精到：外墙基座是青岛崂山黑花岗石，四层以上用了泰山砖厂产的棕色面砖，门厅地面是山东玉佛石，柱子和墙面也都是国产大理石。

国际饭店（照片引自色影无忌-上海优秀老建筑影集）

   无论邬达克是哪里人，从作品的角度出发，邬达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建筑师。他的作品适应了这里的需要，也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国庇护了落魄的邬达克，造就了才华横溢的邬达克，邬达克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至今仍为人们珍视和怀念。

   谈过邬达克，不由得要提及20世纪初另一个堪称“中国”的建筑师——美国人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如果说邬达克以一己之力留下了30年代大上海的建筑记忆，墨菲则几乎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建筑，特别是校园建筑的面貌。也许是圄于他来自殖民国家和为教会服务的原因，墨菲在我们的近代建筑史教科书中的地位，远没有曾作为其助手的吕彦直那么重要，但实际上他不仅主持了长沙雅礼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的规划，也因为北京图书馆、汉口花旗银行、南京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塔的设计，特别是受蒋介石委托的南京首都规划，把他称为“中国古典复兴”的宫殿式风格推向了顶峰。

   1914年初夏，37岁的亨利·墨菲在北京紫禁城花了好几个小时流连徜徉，悉心观察，他完全被这里的建筑迷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了。”墨菲此行的目的是主持设计长沙雅礼大学。鉴于义和团运动中有许多耶鲁毕业的传教士遇害，来到中国的耶鲁学生决定改变以往的做法，在传统思想最根深蒂固的湖南建一所中国化的校园。这样的初衷决定了墨菲必须模仿中国传统建筑，降低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中国人办的大学则大多建筑风格西化，突出标新立异的效果。

   此前也有一些外国建筑师在设计教会大学时模仿中式屋顶，但却忽视了支撑屋顶的斗拱系统，将大屋顶直接架在西式平面上，不伦不类。为了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风格，墨菲除采用中式大屋顶，还用混凝土模仿木斗拱和柱子，用铁件做了花格窗，校园布局及建筑功能则以耶鲁大学为样本。在后来的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岭南大学中，墨菲逐渐确立了一种风格：将中国古典元素作为装饰，附加于符合西方现代功能的建筑表面，满足实用和文化融合的要求。

复旦大学奕柱堂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燕京大学是其中集大成者。在清代淑春园和明代勺园旧址上，墨菲选择了一条直指玉泉山的东西向轴线，两侧布置四座庑殿顶教学楼，正面大礼堂用变式歇山顶，楼前草坪设华表一对。教学楼群东北的男生宿舍沿未名湖排开；东南的女生宿舍围成六个三合院，其间设园林。主轴线上挖湖成丘，又在湖后设庑殿顶体育馆和仿通州辽代密檐砖塔的水塔。湖畔还有四角攒尖的南阁、北阁。校长司徒雷登说：“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燕园借助“对景”、“借景”、“造景”的手法，显示墨菲此时对中国古典园林已有了深入的理解。

燕京大学

    1931年，北平图书馆用退还庚款在北海旁建了新馆，墨菲设计的建筑外观是华丽的中国传统宫殿，内部则全部是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设备。随后，他更在《南京首都规划》中强调“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使得沿迎陵大道两侧的重要建筑，如铁道部大楼、励志社、党史陈列馆、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都采用了传统大屋顶的宫殿样式。

北平图书馆

南京阵亡烈士纪念塔


南京阵亡烈士纪念堂

    不同于邬达克务实的信手拈来，墨菲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1928年，他在纽约亚洲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古典宏大的风格用于现代公共建筑》，把当时大量仿古建筑的出现称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当我越深入了解那些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工匠建造的优美、丰富、高雅的中国古建筑，我就越发肯定，把如此美妙的艺术从单纯的考古研究转化为当今鲜活的建筑学，是值得我去花费所有时间和费用的。这样也就为中国，也为世界保留住这一璀璨的遗产。”

墨菲的言行间接促成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古典风气。庄俊曾协助墨菲做清华大学的校园规划，而吕彦直则为墨菲做了三年的助手，后来还作为国内专家协助南京的规划。墨菲鼓励身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多采用中国传统，而不是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这些年轻人后来发起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其中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堪称体现古典复兴风格的典型代表。

   1935年春，在50多位建筑师同行，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出席了墨菲退休回国的告别宴会。墨菲致词说，自己实现了在中国的两大任务：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建筑师和对中国建筑进行研究。

   今天，不论是中国古典复兴，还是装饰主义风格，都已经成为中国建筑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无意去复制这两位建筑师的作品，但在这个中国人以前所未有之势投身国际化浪潮的时刻，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何为“本土”，何为“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