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电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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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重启位于福井县大饭町的关西电力大饭核电站3号、4号机组，希望借此缓解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因电力不足而出现的混乱。尽管意识到该决议会引发剧烈的民意波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仍坚称，“这是政府最终的决定”。
去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宣布对境内核电站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到今年5月5日，所有核电站均停运。然而，一个多月的“零核电”状态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很快将画上句号。
针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说，“政府在确保核电安全和获取地方政府理解之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将有助于供电稳定和抑制电价上涨。”米仓甚至表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该重启其他核电站。
关西电力透露，他们将在7月1日启动已准备作业的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预计3号机组于7月4日开始供电，8日恢复全面运转；而4号机组预计在7月17日重启，20日开始供电，并于24日进入全面运转状态。
福岛核泄漏事故以来，日本的核能政策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围绕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重启核电站一事，失望和担忧的声音不断高涨，但也有看法认为“重启是理所当然”。
就在争议不断时，6月21日，立陶宛议会投票批准了委托日立公司在国内建造核电站的议案，该核电站计划于2021年开始运转，项目耗资可能达4000亿日元。这是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获得的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出口订单。
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环，日本政府一直推动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出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政府选在立陶宛议会投票前宣布重启核电站，意在恢复日本核电的信誉，增加日本的核电设备和技术的出口。
轻重权衡
日本核电曾维持了41年的正常运行；其发电成本为每度电5.3日元，仅为太阳能发电49日元的九分之一；而且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对温室气体减排有重要贡献。这些分析成为“稳定、安全、经济、低碳”的“核电神话”的理论依据。
然而，去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故，粉碎了日本的“核电神话”，直接导致日本54座核电机组全部停运——这是自1966年7月以来，日本首次出现“零核电”的状态。
停运致使日本减少了大约500亿瓦的核电产能，相当于东京一年的峰值电力需求。
炎热的夏季使电力需求变得日益紧迫。据日本政府能源及环境会议估算，2012年夏天，日本的电力需求为6000万千瓦，而电力供给量为5193万千瓦，缺口为13.4%。如果火力发电出现问题，电力缺口会高达20%-23%。事实上，即使大饭核电站3号、4号机组全面运转，电力缺口仍有7.5%。
分析人士森川润对《财经》记者指出，启动大饭电站可以勉强缓解夏天的电力缺口，但是日本冬天非常寒冷，要满足冬季的需求只有重启其他核电站。
“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公众和产业界对不可预计的电力供求非常不安。在反核声高涨时重启核电站，政府也是‘背水一战’。”森川说。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早在5月5日就打算启动至少两座反应堆，以免全国陷入“零核电”的状态，但地方政府迫于公众的压力拒绝执行该项提议。不过，随着产业界的游说和现实的需求，政府最终作出了重启决定。
由于7月2日将迎来节电期，大饭核电站3号、4号机组全面运转将略微弥补关西电力的供电缺口。此前，填补电力缺口的主要是碳排放量大、进口开支高昂的化石燃料生产的火电。日本企业2011年度核算报告表明，因核电停运、火电成本增加已导致九家电力公司严重亏损；而另一项推算显示，如果核电站全部停运，将使GDP总额减少3.6%，并增加20万失业人口。
日本90%的化石能源依靠进口，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占30%、煤炭25%、石油7%、核能30%，因此发展核能是解决能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福山大学客座教授田中秀征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政治判断”，而非“法律根据”的安全标准；即便存在安全标准，也是由核电事故的责任者——安全保安院和电力公司总结归纳的。他认为，“减少核电依赖有很多现实障碍，应该设定一个年限，慢慢实现‘无核化’。”
核电立国
自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EBR-1)首次利用核能发电以来，世界核电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2008年，全世界共有439台运行的核电机组，总发电量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4%。
1945年8月，日本因战败被联合国禁止涉足核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不过，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在核技术的研究上被解禁，这成为其核电发展的起点。1954年3月，时任改进党国会议员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议员向国会提出原子能研发预算案，并获通过，由此，核电研发正式启动。
此后，日本核电捷报频传。1955年12月日本出台了作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大纲”《原子能基本法》，随后成立“原子能委员会”。1970年3月，日本最初的商用轻水反应堆敦贺核电站1号机组试运行，并于大阪世博会前夕向会场输电。
从1973年起，发展核能成为日本的国策，即使是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日本影响也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
2005年到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多份能源计划和方案，由此形成核能立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体系。到福岛事故前夕，日本成为仅次于美、法的世界第三核电大国，核电供应了日本30%左右的电量需求。
为实现政府对于在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的承诺，日本在2010年制定了新能源政策，计划到2020年新建九座核电机组，将核电比率从目前的30%进一步提高到40%，核电站设备利用率达到80%；到2030年再新建五座核电机组，将核电比率再提高到50%，核电站设备利用率达到90%。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经济持续萧条，内需不足，导致核电发展开始减速。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政策调整、改革，旨在降低准入门槛的电力自由化机制的导入等，使长期被鼓吹的核电第一次遭遇发展瓶颈，反核电舆论开始升级。
据日本经产省估算，如果日本全国50余座核反应堆均在2012年度被决定报废，十家电力公司将出现总计约4.4万亿日元的损失，其中东京电力等四家公司将资不抵债。
刘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日本仍能进口价格便宜且清洁的天然气，加上国内的节能措施，火力发电逐渐弥补一些核电缺口，关闭核电站对日本国内的影响虽然不小，但不是最核心的因素——面对全球1300亿美元的核电市场，日本更多的国家利益在海外。
剑指海外
2012年1月，日本政府分别与俄罗斯、约旦、韩国和越南签署的核能协定已正式生效。日本通过该协议向约旦、韩国和越南出口核电站相关设备和技术，并委托俄罗斯对乏燃料中取出的铀进行再浓缩。
尽管福岛核事故将全球核电发展带到一个十字路口，但迫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少发展中国家仍全速增建核电反应堆，因而为日本核电巨头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世界核能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正在兴建的核反应堆有60座，已订购设备或完成规划的有163座。新订单主要来自中国、越南及其他新兴市场，另外如韩国也在扩张核电能量。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核电大国选择了两条道路，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及瑞士等国决定抛弃核电。在77%电力都依赖核电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表示，力争在2025年底之前将核能依赖度降至50%。而英国和美国则继续在核电上前行。
对于日渐扩大的全球核电市场，日本核电企业向海外发展不可避免。日立、东芝和三菱重工是日本三大核电企业。根据2010年度财务数据，日立发电业务的销售占比为8%，利润占比为5%；东芝的基础设施业务占总营业收入的6%，而其传统的家电业务仅占1.5%。
东芝打算在2015年前再多卖出25座反应堆，日立则计划在2030年前卖出38座新厂，三菱重工预计到2025年每年出售两座反应堆。
不过，在核电市场，日本面临着法国、美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对手的激烈竞争。2009年12月，韩国与阿联酋签订一份价值204亿美元的合同，由韩国承建阿联酋四座轻水反应堆。考虑到核电站今后60年的运营及维护期限，预计这份合同还能为韩国带来约200亿美元的后续订单。越南则将首座核电站交由俄罗斯承建，并定于2020年之前完工，为此俄罗斯同意向越南提供90亿美元贷款以修建该电站。
全球有50多个国家有核电站，需要新建核电站的还有印度、土耳其、南非、约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也门等国家。
在韩国和俄罗斯相继揽获核电订单后，日本时任首相菅直人在2010年10月与越南总理阮晋勇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将合作建设宁顺2号核电站。菅直人承诺，日本将满足越南在建设核电站方面的任何条件，包括资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低息优惠贷款、使用最先进最安全的技术、实现技术转让、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合作处理废料和供应燃料，等等。
分析人士明石升二郎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促进核电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一支“兴奋剂”。
由于通货紧缩，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需要开拓新的外需和活力以振兴经济。面对巨额的全球核电市场，走下坡路的夕阳产业——核电，在民主党政权领导下被注入了活力。
不过，明石升二郎表示，巨额的订单背后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例如新兴国家的法律中通常会规定，一旦出现核事故，核电站的建设方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由于修建周期长，日方需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实现技术转让也蕴含一定风险。
明石还提醒说，日本是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且福岛核泄漏事故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问题，致使日本国内反核情绪高涨；目前野田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但日本能否赢得“不输的赌博”，还是未知数。
不过，国际核电企业已经形成以日系为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日立-美国通用电气(GE)、东芝-美国西屋电气(WH)、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AREVA)。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雏形清晰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