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作家生存现状：保守派要么消失要么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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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遮蔽下的文学

　　在新闻中，伊朗似乎总是处于紧张态势之中。实际上，这个裹着面纱的国度也有着另一面。中国读者希望从一本本伊朗小说中一窥伊朗社会的真相

　　本刊特约撰稿/康慨

　　是的，伊朗也有文学。虽然关于这个国家的新闻总是充斥着阿亚图拉们的肖像和总统内贾德的演讲，或者就是流血抗议、核武器疑云、战争威胁和不再与世界互联的互联网。但伊朗仍然还有文学的存在。它和久负盛名的伊朗电影一起，构成了新闻之外的两个窗口，让人们一窥普通伊朗人的生活。

　　《灯，我来熄灭》《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信仰大道上的月光》《我在伊朗长大》《天书·我父亲的笔记本》以及《德黑兰的屋顶》，这些伊朗文学在默默进入中文世界，中国读者对当代伊朗文学已经不再完全陌生。

　　保守派 中间派 新一代

　　作为最近一部被引进中文世界的伊朗小说，佐雅·皮尔扎德的《灯，我来熄灭》描写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尽管永远不可能成为波斯语的《绝望的主妇》，它却以极为微妙的隐忍叙事和高超的擦边球技巧，轻轻触碰了革命文学时代最不可触及的两大禁区：性和政治。

　　写这本书的时候，皮尔扎德甚至没有想过要出版。“如果我得到了许可，很好。如果没有，我会等。”今年4月25日，皮尔扎德告诉一家英国报纸。《灯，我来熄灭》却被放行了， 因为“他们要么不介意，要么没看懂”。她说自己的叙事风格类似雷蒙德·卡佛，重在展示而不是描摹。她当然知道审查制度的存在，却要为写作找到与卡佛式对话相连的接口。“在波斯语小说中，人们交谈时并不像现实中的交谈。所以动笔时，我用了一种简洁、真实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写作路线。”她说。

　　与其说这是一种卡佛式的技艺，倒不如说它更像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争议性的话题如冰山的水下部分，巨大而沉重。2011年大获成功的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纳德与希敏》同样如此。它开篇就说到女主人公的移民计划，却从来没有提及移民的原因。像《灯，我来熄灭》一样，电影中只有对妻子缺少关爱的丈夫，却没有真正的坏丈夫；女人必须戴头巾，却不必穿蒙覆全身、完全遮面的布卡；她们可以外出工作，可以开车，可以穿牛仔裤，甚至可以提出离婚；经书仍然拥有无上的道德权威，现实生活中革命卫队的道德警察却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但这只是一个细小的视角，现实中的伊朗更多仍与示威、革命、宗教等等连接在一起，多年以来一直如此。

　　1978年，礼萨·巴列维国王残酷镇压街头抗议，在德黑兰打死数万示威群众，最终引发革命，全国动乱，石油停产，军队宣布中立。次年1月17日，国王出逃，两周后，流亡海外14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宣告伊斯兰革命胜利、君主制终结，伊斯兰共和国随即成立。

　　革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和作家的命运亦不例外。伊朗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对其方式和力度，我们既不会陌生，也不会对其成果感到意外。在阿里·穆罕默德·萨贝基主编的《伊朗当代文学》中，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张鸿年将革命文学阶段的伊朗作家划分成了三种人：保守派、中间派和新成长的一代。这种划分与伊朗文学界的官方观点基本一致。保守派走不出过去，仍然赞成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出现在他们笔下的仍然是邻里纠纷，交通事故，以及小职员的艰难处境或自然灾害等偶发事件中人与人的关系”；中间派“写普通民众的善良品质，写人性的真善美”；而新成长的一代完全是受革命教育长大的，“伊斯兰革命为文学创作提出的总的任务就是以伊斯兰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培育一代新人，特别反对只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的思想教育，”尽管还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艺术才能”，新生代的作品却代表了伊朗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

　　在《伊朗当代文学》一书中，作为“现代革命诗歌的范例”，萨贝基引用了一位新生代诗人苏莱曼·海拉提的作品《地狱与核桃树》。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祖国啊，你屹立在明媚的阳光下，

　　你有强有力的被压迫者，

　　我爱你，我的祖国。

　　“我会在电脑上写出好多短篇小说，再把它们全部删掉”

　　今天，在伊朗国内，保守派基本上不存在了。他们要么消失，要么流亡海外。中间派过得也不容易，有些中间派后来跑到国外，就变成了保守派。甚至一些新生代，如《我在伊朗长大》的作者玛赞·莎塔碧，留学法国后，也沦为不能回国的保守派女作家。这本书以及改编的同名电影，理所当然地受到伊朗官方的有力批判。这是这些作家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此之前，有些作家所面对的现实似乎更加残酷。

　　1995年，23位最著名的伊朗作家和诗人，受邻国亚美尼亚作协的邀请，乘坐一辆大巴车，前往该国出席一个文学活动。行至札格洛斯山区，正值凌晨，作家们昏睡，司机锁死油门踏板，将车头对正峡谷，然后跳车跑了。无人掌控的大巴车开向悬崖，即将坠毁之际，被一块大石卡住车轮。作家们被巨响惊醒，弃车逃命，却随即被伊朗安全部队逮捕，审讯后才予释放。后来的调查显示，这是高层授意下的一次暗杀行动，意在消灭整整一代伊朗作家。札格洛斯山区交通事故注定会被载入伊朗文学的史册。

　　在大巴车的乘客中，有时年39岁的伊朗著名作家沙赫里亚尔·曼达尼普尔。11年后，他去往美国，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也成了海外伊朗作家群中的一员。其新作《审查一部伊朗爱情小说》出版于2009年，不仅大获好评，也非常畅销。小说描写了一个作家如何历尽周折，让自己所写的一部爱情故事通过文化和宣传机关审查的过程。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他笔下故事男女主人公的曲折命运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思想警察和道德警察双重钳制下艰困与荒诞的社会现实。

　　从1992年到1997年，曼达尼普尔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在忆及革命文学的政策时，他告诉阿联酋《民族报》：“审查制度在从情感上摧毁作家，因为它削弱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联系。读者对作家变得不太信任了，因为他们知道作家是被审查过的。最后，审查制度进入到作家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之中，乃至他思考的方式。作家开始自我审查。”

　　曼达尼普尔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我会在电脑上写出好多短篇小说，然后再把它们全部删掉。如果我家遭到搜查，这些作品就会成为指控我的证据。在《审查一部伊朗爱情小说》里，我想表现的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伊朗，要想写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是怎样的没有可能。”

　　旋转翅膀与弹力嚼

　　从写作、出版到阅读，审查遍及文学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几年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还曾下令清除波斯语中的西方外来词汇。波斯语言和文学学院奉命为外来语找到代用词，于是“直升飞机”成了“旋转翅膀”，“比萨饼”成了“弹力嚼”。

　　对留在伊朗国内的作家而言，审查制度是他们文学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了文学生命的一部分有机体。很少有人正面评价审查制度，就连这一制度的维护者也只是强调它的必要性而不是正确性。但它在不同的地方所产生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在某些国家，它大量制造出不负责任的艺术家和粗制滥造的作品，它们只显出苍白的荒诞和油滑的媚俗。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却压造出艺术上罕见的精细和复杂。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吉德·马吉迪和阿斯加尔·法哈迪为代表的当代伊朗电影，正是后一种效果所制造的痛苦却辉煌的伟大实例。

　　电影语言和小说语言在本质上的不同，也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留在国内的伊朗中间派和新生代作家们，远没有他们的电影界同行那么幸运。在国际上，当代伊朗文学的声名主要靠海外作家支撑和光大，他们可以直接描写苦难和反抗，虽然代价是很多人放弃了波斯语，改用欧洲语言写作。

　　去年6月，笔者在莱顿与流亡荷兰的伊朗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共进晚餐，他年轻时是伊朗共产党员，在旧社会反国王，在新社会反阿亚图拉，流亡后以自学的荷兰语开始小说创作，1993年出版的荷兰语处女作《鹰》不仅获得了金驴耳奖，还荣升年度最畅销书。现在，他已成为荷兰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阿卜杜拉说，原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来到荷兰，这些限制统统没了，就像宇航员摆脱了地心引力。“我向上，我向下，我向左，我向右，我自由了。我变成了我自己。我变得非常接近我自己。这是最重大的事情。”他说，“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改变着你，要把你变成一个新作家。它给了你一个新身份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文学。你成了一个新人。”

　　这就是革命时代的伊朗文学：有人自由，有人沉沦，有人放弃，有人消失，有人在钢丝上舞蹈，有人在夹缝中求生，还有人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翻过了边界、语言和身份的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