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迪拜冷眼旁观,中国VS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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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甘王永红

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印度，一天，网上相遇，告诉我，当天在印度的一份最有影响的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再不努力，10年后，中国的上海就赶上我们的孟买了！我觉得很吃惊。然后，我把这个标题发在迪拜的QQ群里，群里的同胞更加一个个义愤填膺，不多久，群里的男男女女们就得出一个决议：建议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做一栏专题：再不努力，100年后，印度的孟买就赶上我们的上海了！

　　哈，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世界上两个最老，最大，最穷，最有发展潜力，同时又长期被地球人边缘化的国家，彼此视而不见，不屑一顾，又都同时夜郎自大，都觉得超日赶美不在话下，21世纪的地球领导权志在必得！

　　在印度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想象不出来，中国人除了会敲打一点便宜的小玩意外，还能做什么？

　　而在中国人看来，特别是在迪拜的同胞看来，印度人则是亚洲的黑人，一群没有骨气的盲流，不仅浑身又脏又臭，脑子还笨，都全球化了，还不懂得加紧学习，敲打一点制造业来脱贫致富。
　　
　　而今天，似乎所有关注全球经济发展的人都绕不过这两股曾经被遗忘了的巨大力量。
　　人们把这两国家的发展比做是龟兔赛跑，而了解这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人又把他们比做是大象与巨龙的竞赛。
　　要不是因为生活在迪拜，这个快要被印度人淹没的城市，每天与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才不会也跑来观看这场热闹的赛跑。
　　
　　先翻开最近的成绩单看看，发现，印度人夜郎自大般的自信似乎还是很有点底气的。
　　
　　去年年终盘点，印度人的GDP接近8730亿美元，人均896美元。
　　其实这个量也并不咋的，但是，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懂得如何麻痹自己，总是只作纵向比较，横向的地位就装着不知道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这个量是1991年印度全面经济改革时的3倍，用中国朝廷的宣传机器的话来说，那就是翻了三番，平均增长6.5%。
　　客观地说，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很不得了的。历史上只有日本人，韩国人以前有过这样的速度，而眼下，只有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
　　而横向比比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十亿多人，一年忙到头，8000亿美元的这点家底，实在不算咋的。全球排名第13，比墨西哥强一点，还不如韩国人。如果再提一提人均，那就更加丢人了。
　　中国人的情况，大伙都知道，当然要好一点点，总量差不多是印度人的4倍，人均大致是3倍。目前增长率也要高一些。
　　我想这也是人们把他们当作是龟兔赛跑的原因。
　　当然，GDP这种东东，就好像是高考成绩一样，不能完全说明能力的高低，但是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数据来衡量了。
　　
　　如果就这样单比比当前的经济总量，就下一个谁是兔子，乌龟的结论，不仅仅是印度人，连中国人也会觉得很冤枉。
　　
　　印度人是经过长期的抗争，在1947年8月跟英国人达成协议，以和平的方式取得独立的。两年后，中国人也结束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建立了的一个新的政权。 这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忍受了长期的屈辱后，擦洗好伤口，重新赶路，开始新的征途。
　　
　　中国人走过的路，大伙都知道。
　　暴风骤雨式大改造，也就是用枪炮相逼，剥夺所有人的财产，之后，就依样画葫芦一样搬用了俄国人那一套。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取得俄国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那种成就，也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那种以极权主义，以牺牲个人福利和尊严来发展国家经济的好处的时候，就急急地把斯大林那种大清洗也照搬了进来，再结合中国人几千年的王朝更替的传统与规律，结果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一浪高过一浪，汹涌而来，把中国人带入了一个比战乱更加黑暗的年代，让现代人亲身体验六百多年前的伟大领袖朱元璋同志的明王朝。
　　这些荒谬的事情的发生，不管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如何，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对于GDP的正增长，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比赛中，觉得很冤枉。中国人总觉得，要不是我们花费了那几十年时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印度人就不是现在的望尘莫及了，而是连尘都望不着了。所以中国人总是愿意将自己开始新的征途的时间算在1978年。
　　
　　而印度人则觉得自己更加委屈。
　　伟大的甘地先生，在印度独立3个月后，就倒在了一个狂热的右翼印度教徒的枪口下。任务落到了国大党党魁尼赫鲁先生身上。这个出生于印度最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接受过正统的英式教育，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思想深入骨髓，但同时又深受二三十年代英国左翼思潮的影响，当然啦，他还没有糊涂到连布尔什维克也全盘接受的程度，充其量算是一个费边主义者。所以，他阁下掌权后，在印度实行了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制度，而在国家经济方面则实行了比计划经济更计划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时还是仁爱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有印度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其特色就是，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

　　这个有印度特色的计划经济的所有特色最集中地体现在在印度人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许可证制度上，这是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制度。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联想那个谈恋爱也要组织批准的年代。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塔塔集团算是在印度呼风唤雨的企业了，印度人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顶梁柱，它在印度东部地恰尔肯德省的詹谢普尔市有一个很大的钢铁厂，在这个工厂里，管理者必须雇用一些看似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是专职工作就是当说客和活动家。企业需要他们在关键时刻去贿赂各个衙门系统的官员们。因为即使像塔塔这样的私营企业，不说新上一个炼钢高炉投资项目，就是办公室多配置一台电脑也要必须得到官僚们的许可。当然啦，前些年，在印度，买一台电脑也算是一笔大的投资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INFOSYS公司的，这家最让印度人骄傲的IT业巨头——大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国的华为。这家公司成立于1981年6月，据它的创始人Murthy先生介绍，从创立之日起到1991年的十年中，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事，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为了获得各种许可而与衙门的大小官员的周旋中。
　　而对这个制度最有体会的莫过于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 达斯（Gurcharan Das）先生了，他说：“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印度官员，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将我的企业摧毁的力量。”
　　
　　这个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特色，是关于尼赫鲁先生用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建立起来的仁爱社会主义的。作为尼赫鲁时代仁爱社会的政治遗产，印度至今还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根据这个法律，不管是私营还是国营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任何组织几乎不可能有权解雇任何正式职员，即使某个人经常迟到旷工，或者是像阿甘王永红这样，整天不务正业，边上班边打字，写一些无聊的东东，也拿他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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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举一个例子来让同胞感觉一下这个印度特色的巨大威力。

　　位于印度卡纳塔克省班加罗尔市的戈卡尔达斯公司（GokaldasExports）是印度最成功的成衣生产企业，若干年前，工厂里面有一个嗜酒如命的男性职员，整天喝得是云里雾里，公司忍无可忍，就把他解雇了。等这个云里雾里的酒鬼清醒过来后，把公司告上了法庭。公司被迫陪同这个被解雇了的职员一起经过无数个回合的举证和应诉，官司一直打了15年！哈，我联想到我以前在深圳经历过的那些制造业工厂，上午通知解雇某个人，下午卷起被子走人前，如果把工资一分不少地发给他，就算是正规守法的标杆企业了。

　　各位可以想象，就凭这两点，许可证和劳工法，不管搁在哪个国家，谁也受不了。所以，印度，这个号称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从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一直是一潭死水，不起一点涟漪。

　　历史发展到了公元纪年的1990年代，形势才有所改观，冰山开始融化。
　　1991年，一个70岁高龄的老人被印度人推到了台前，他就是印度前总理拉奥先生，他上台后，开启了印度的经济改革序幕，铺平了了印度经济腾飞的道路。

　　所以印度人感到更加委屈，他们把1991年当作自己的新起点。觉得，要不是我们比中国人起步得晚十几年，中国人到现在连敲打一点便宜的小玩意的机会都没有了。

　　相对于中国人总是把在1978年社会改革后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某个政党的某个英明领袖的英明决策，印度人是不是也把他们在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功于这个70岁上任——用一句有中国朝廷特色的话来说，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建设有印度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而鞠躬尽瘁——的老人呢？

　　哈，将一个国家，十几亿人的命运和福祉系于某个被神化了的开明人物身上，那是中国人的传统，当然啦，朝廷掌控下国家宣传机器的造神工程也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在作为号称是民主国家的印度，这场正在改变人类历史的改革，就是不是在印度民主议会制度下联合政府的集体智慧，或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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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把民主看作是包治百病的妙药了。
　　实际上，这场改革推行与印度联合政府的集体智慧无关，与拉奥先生的个人英明更也无关，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这场改革的实施是印度人没有志气，印度领导人软弱的结果。因为实际情况是，又用一句中国特色的话来说，这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印度内政的结果。

　　话说公元1990年8月，伊拉克人为了光复伟大的巴比伦帝国的疆土，在慈父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侯赛因同志的英明统帅下，用武力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部分，一时间，波斯湾乌云密布，全球石油价格一路高涨。而当1991年1月美国人的第一枚导弹落在巴格达的前几天，石油的价格已经长到了每桶72美元。
　　作为贫油国的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是石油的净进口国，麻烦大了。海湾战争打响的当天晚上，时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先生，拉开办公室的抽屉，一看，外汇储备还剩下不到９亿美金！９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同年，中国人的外汇储备为217亿美元，而去年，全球雇员人数为７万的中国华为公司的利润为16亿美元，。而作为当时有人口8亿6千万的印度，扣除特权阶级从法国买香水，从美国买车的钱，现在石油价格一涨，这9个亿的外汇，就不够给汽车加油了。一句话，就是家底薄得捉襟见肘了，用意大利人的土话来说，就是家里穷得有吃的没喝的，有喝的没吃的了。
　　怎么办？日子还怎么过？

　　官僚们用了官场最常用的手法来应对，就一个字“拖”！这一拖，就拖到了下一任。当然，也有例外的，有时也会把官帽拖掉了。
　　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先生，在伊科战火燃起的三个月后，就把顶不住石油的压力了，于1990年11月10日下台了，接着就是谢卡尔先生上，他也是只拖了半年，也撤退了
　　哈，有时觉得印度人也真牛，换国家的管理者就好像换学生会主席一样，只要不高兴，就把它拿下。而中国人的朝廷头目，不管智商和德性如何，只要一上台就自然成了英明的领袖。
　　1991年6月21日，拉奥老先生上，就是这个老人，开启了印度的经济改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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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已经70岁的拉奥先生毕竟是江湖老鸟了，一上台就明白，不能再拖了，否则自己也会不出半年就玩完了。于是就在宣布就职的当天晚上，就把新任的财政部长辛格先生（就是现在的曼-辛格总理），找来商量，怎么办？

　　他们先后想了不少的办法：
　　发动世界各地的海外印度人，有钱捐钱，有粮捐粮，让印度人的娘家度过这场收支危机。但是，海外的印度人跟中国人不一样，印度人英语说的好，到海外工作好找。所以在海外的印度人都是职业型的人，混得好的，充其量是医生啦、律师啦、教授和记者，或跨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等等。

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在海外只能是拿个计算器摆摆地摊，但是，由于中国人克勤克俭的耿性，有不少的人慢慢地就摆出了地摊集团。就好像在迪拜一样，多数中国人从来都不去关心迪拜当地的就业市场，而即使穷得咸菜泡方便面也要在龙城拿一个店面。

去年迪拜的华人财富排行榜前十名中，起码有4名，是拿着计算器摆地摊起家的。迪拜太小了，估计同胞都知道。用印度现任商务部长兰密施先生的话来说，海外的中国人是创业向导型，他们是商人，而印度人是职业向导型，他们只是别人的雇员。所以，这个办法不行。

　　第二个方案，叫做黄金方案。印度女人爱黄金首饰，当时在印度女人身体上的黄金，总价值达700亿美金。这个方案就是计划把女人身上的黄金收集起来，抱到英格兰银行去抵押一点现金回来。

但是，印度人国家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个人权利高于朝廷危机的民主国家，朝廷无法忽悠人民，更无法巧掠豪夺。在1962年11月的中印战争打得正酣时，印度人觉得快亡国了，于是女人们拿出来一些黄金来救国，但那时是自愿为国捐献的。

这回却不行了，因为大多数印度人家里只要有两头奶牛活着就行了，石油价格高低与他们无关，印度朝廷当然也忽悠不了他们。所以，这个方案也不行。回想起，中国人在1958年的超英赶美全民大炼废铁运动中，我爷爷的眼镜框都被拿去炼成了废铁。印度和中国到底是不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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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印度人没有招了。
　　怎么办？日子总要过下去呀？

　　最后，拉奥先生只好厚着脸皮，硬拉着财政部长辛格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与美国人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印度人，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美国人总不会撒手不管吧？大伙知道，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上由一个叫做Michel Camdessus的法国人掌管，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是谁说了算？果然，刚一进大门，前台的菲律宾小妹就说了，老大知道你们要来的，早就交代过了，要借钱，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彻底改革国内的经济政策。俄国人的那一套看似完美的经济模式，如果没有了极权铁腕的控制，没有了血腥和谎言来支撑，早就不行啦。你们已经有了民主政治，如果在加上稍稍自由一些的经济政策，相信很快就会翻身的。这是为你们准备好的文件，签个字，把钱拿去吧。

　　拉奥先生想都没想，签了字，提着28亿美金的贷款，转身就回去了-----大火可是烧到眉毛上啦！

　　当时也在场的兰密施先生，后来总是逢人就咧着笑嘴说，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更大过必然性，如果没有1991年的那场危机，如果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趁机对印度人的内政的干涉，印度人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那么，可以想象，到现在，印度全国人民的性生活频率还是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因为每年生产的安全套的数量在政府的计划之中。那么，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印度每年GDP增长3.5%的耻辱性的“印度速度”也将会雷打不动，继续下去。

　　哈，如此看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并非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只是中国人始终认识不到这个点而已，或者是中国朝廷因为内心的恐惧，总是有意把外来批判与压力妖魔化了。

　　1989年，也就是在印度人因为这场国际收支危机屈从于强权政治，从而因祸得福，享受自由经济的甜蜜的两年前，在中国首都北京，也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事后，先后有33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朝廷表示谴责甚至经济制裁。

但是中国朝廷始终没有像印度当局那样屈从于压力，而是号召全国人民大团结，不惜经济倒退几十年，也要坚决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们内政的干涉，结果，当然又是不怕牺牲的中国人胜利了。但是却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政治改革机会。中国人生来命苦，容易被人忽悠，总是把爱国和爱朝廷混淆在一起。
　　这些都是题外话，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很多人都忘了，不提也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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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形形色色的人

　　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到这是到了国外是我来到迪拜的一周后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印度人。
　　朋友拿来刀叉给印度人，而我们都用筷子。
　　我问印度人是不是可以试着用一下筷子？他的回答让我大惑不解，他说：在印度，筷子是用来跳舞的。说着他拿着筷子比划着。
　　只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这个我在国内就听说过，但用筷子跳舞，我只有到了迪拜后才听说的。后来在地球村的购物节上，我才在印度城见到了真正的用筷子跳舞。那其实不是筷子，而只能说是棍子。几个女孩，双手各执“筷子”，有节奏舞动，敲打，非常优美。

　　还有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由马来人经营的小餐馆里，看见几十号人用手抓饭的场景。
　　在国内时听说过蒙古人的手抓羊肉，听起来可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但是把糊状的菜肴倒在饭里，用手指搅拌后，用手抓着往嘴里送，这种场景，即使是在国内的“非典”以前，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不是一件与浪漫沾一点边的事。一句话：十分不可思议，还有一点点恶心。

　　我是个粗人，来到这个被称着是融汇了东西文化的国际都市，我对它的感受就只是这些。后来到了这家由白袍经营的公司里，我就把那些缠着我教他们学画画（他们说中文像画画）的同事当作是迪拜了。

　　同事马可斯，来自印度南部的达莫省，二十出头，想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
　　我跟他说中国工厂的故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经营自己的工厂。因为工厂太多了，所以价格战不断，价格太低了，所以质量也很低，甚至接到的订单是男式皮鞋而发出的货则是稻草和石头。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工厂就死伤一大批，活下来的则是少数一些实力派。慢慢地这些实力派树立自己的品牌，设立质量底线，当然也就获得很好的利润，而高的利润自然又引一批新的竞争者，他们以低价低质在边缘市场找到了位置。于是，没过多久，一种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就形成了：实力派的巨无霸以品牌和质量占领欧美市场，而小工厂而以低价占领中东和非洲市场。所以你在迪拜市场见到的中国货全是以低价低质出名，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小伙仔听得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问他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也很便宜，为什么就没有像中国那么多的工厂呢？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心里想可能是因为印度人缺乏中国人的野心和创造力吧（注，2008年时，我查了很多关于印度的资料，才知道，他们的贫穷跟中国一样，与政府的变态有关系。）。
　　小伙仔跟我讲他家的故事。他家在农村，但没有土地。他父母给那些有很多土地的家庭干活，每人每天可以挣80卢比（约7DHS），这样足够养家了，但不够两个妹妹结婚。
　　我纳闷：家里没钱与妹妹结婚有什么关系？他说在印度，女人结婚要给男方家里很多嫁妆和钱（我要他给我在迪拜物色一个印度女朋友，他至今也没有找了到）。所以他家里凑足了将近11000DHS交给他的叔叔，把他带到了迪拜。现在他的工资是1200DHS，每月他往家里汇800。
　　他有两个近期愿望：
　　第一，存足够多的钱以便妹妹能找一个好的婆家，因为越是富裕的家庭对女方的嫁妆和聘金开价越高。
　　第二，回国休假时能把他们家的房子装修成独立的卧室和客厅，因为现在他们全家人都住在一个没有隔离的大屋子里的。这同样也需要钱。他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叫他爸在村里借一些高利贷，由他来还。
　　他对工作很负责，很努力，希望能得到加薪，但他的经理似乎对他的工作情况不了解。

　　同事兹罗那，来自巴基斯坦，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对主的敬畏和尊重超过自己的父母也超过自己的生命。
　　他常说他的生命是安拉给的。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叔叔强占了属于他家的十一间房屋和900亩土地。他妈对他们说：没关系，安拉会给我们一切的。
　　他本在国内念研究生，学习数学，但跟人打架，就离开了学校到了迪拜。
　　他跟我讲他家乡原野风光，成群的野猪和狼，成群的天鹅和鱼。
　　他常常要我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同一个地方升起又在另一个地方落下？为什么夏热冬寒？为什么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他总是试图启蒙我明白这样一个天经地义而又显而易见的道理：创造并控制这一切有序地运行的就是安拉。而我无论怎么思考总是不得要领。现在是斋月，每次我问他：饿不饿？他总是说：安拉给他力量。

　　同事马太，来自印度北部的拉吉斯坦省。他总是试图让我接受印度文化中的一切，拉我一起看印度电影，一起吃印度餐，学印度话。
　　我套用一句名言：各国的文化精品各不尽相同，但垃圾都一样，而且总是精品难寻，而垃圾却随手可得。因为我看到的印度电影跟中国香港的垃圾非常相像，无非黑帮火拼，警匪火拼，白痴般地搞笑。但印度电影有一个特色：总在电影中穿插一些似乎与电影无关的舞蹈的场景，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印度肯定也有像中国的张艺谋先生那么用心灵拍摄的电影，只是我没有机会看到而已。
　　至于印度菜，我总感觉有一股中药味，用作减肥倒不错，因为吃一点点就感觉饱了。
　　他一直想要跳槽，有一次他让我帮他输入他的简历，我才知道这小子原来研究生，海洋生物学硕士学位。
　　让我更吃惊是的，在他的简历里除了一般通行的自我吹捧外，他还说他会催眠术，会手迹分析，会看手相。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他身怀这三门绝技的证书（那本看手相的证书是国家星相学会给他发的）。我想印度到底是比中国更西化，看手相也须持证。
　　我一直为他一个硕士生跟我们干同样的活而感到不公平，但他后来告诉我，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仓管是印度的注册经济师，叉车司机是汽车工程专业本科生。
　　一个硕士生，按中国人的标准也算是知识分子了，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忧国忧民的，而他却一点也不，简简单单的，似乎他的国家和他的民族根本用不着他担忧似的。

　　还有黎巴嫩人扎依德 ，我叫他小扎，本在他国内上大学的，休学了一年，出来边打工边游玩，他说他一个月换一家公司，这是他的第六家公司。他常跟我谈论历史，总是问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我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区别来。
　　我常常跟他说，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党在中国曾经犯下的，和正在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听着，不以为然。
　　他常常跟我说，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曾经犯下的，和正在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切肤之痛。
　　后面，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些事情，对自己的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对于别人，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我飞签回来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2007年还在msn上碰到他了，同样也是大骂以色列人）

　　埃及人阿哈默得，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讲那几次中东战争，说他的国家是怎样的强大，有好多次都是长时间与以色列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三国同时作战，而且他们总是所向无敌，因为他们得到那安拉的帮助，安拉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派来白衣天使帮助作战。
　　（注，后来在2009到2012年，我查阅了大量关于巴以冲突，阿以冲突，中东几十年战乱的资料，我个人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宗教冲突，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展开说）

　　其实无论什么事习惯就好了。
　　现在我每天都见印度人手抓饭；每天下午都见到埃及的同事朝着天上喊，跟安拉对话；时不时见到公司人事部经理同时领着他的三个老婆一起逛，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
　　所以，假设有一天，我真找到一个印度女人，那么，如果她家里给她准备一百万卢比的礼金和大把的黄金首饰作为嫁妆送到中国，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