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被流放到乐安县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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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被流放到乐安县南村，他托人捎话给蔡畅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

邓1933年夏天，遭受撤职和处分的邓小平被派到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多么难忘的凄凉忧伤的行程!从宁都到乐安的南村，路程300多里，中途隔有几座大山，山势绵延，林深草密，多有岔道，此时又是毒蛇活动的季节，没有一匹马或骡子，连向导都没有派一个!不用说一个外乡人，就是本地农民也不会单人独身地走这段路的。
乐安南村就是中央苏区的“西伯利亚”!这是名副其实的“流放”，很难想象，只身一人的邓小平背着行装，是怎样走完了这段象征着人生命运曲折多变的漫漫路程。
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后，对南村区的同志说：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在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以务实的精神积极帮助南村区委同志开展工作，给南村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下心来到基层考察研究，帮助下面工作的邓小平，没料到在南村住不到10天，又被命令返回宁都省委机关。“这是怎么搞的?”他满腹疑惑，只得收拾行装，同区里的同志道别。原来，临时中央有人说，邓小平不应该到南村这样的地方去，那里离前线很近，他们怕邓小平跑到敌人那边去。
邓小平回到宁都，等待他的是更大的磨难，他被指派到距七里村7里路的山上挖山开荒。不但行动上不给自由，饮食上也加以限量。对于这样一项残酷的惩罚，“左”倾领导者竟然美其名曰“接受党的新的考验”!
夏日炎炎，邓小平独自一人在山上挥锄开荒，身上出力，肚里饥饿，心中愤慨，邓小平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拍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曾采访一位84岁的老人，她叫危秀英，是当时的中央苏区干部，她回忆说：
“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①
这天中午将近1点钟，正是省委机关食堂开完了饭的时间，邓小平与危秀英一前一后相隔几十米，从后门走进了省委机关的厨房。蔡畅已将饭菜做好，用禾草捂着藏在厨房里。危秀英到后门望风去了。邓小平狼吞虎咽，把满满的一盒饭全吃光了。
邓小平遭受冤屈的事情不久由李富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详细汇报。王稼祥早在莫斯科留学时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商量，决定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来担任代理秘书长。
可是临时中央的个别领导人一听邓小平要去总政治部，表示暂时不能起用，需要再考验一段时间。王稼祥一听很生气，不久，他又亲自打电话给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力荐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来当代理秘书长。他对博古说：“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知邓小平是难得的人才，见此情景，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很快与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同意了王稼祥的提议。
这样，邓小平在不出一月的时间里，又奇迹般地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