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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阿联酋迪拜打工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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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1 07:51:47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转自网络
现在有不少人选择“北漂”或者是出国打工。出国打工的现象已经在国内很普遍了,有的半工半读,有的去做全职工人们想在国外赚些钱,回国以后过上好日子。那么,国外的钱真的那么好赚吗?下面来跟小编一起看下。
  
  中国人在迪拜不再只卖沙发套

  沈女士1998年第一次来迪拜,沙漠都市的繁华让这个思维敏锐的浙江商人很快意识到,这里蕴含着财富与机会。她很快就开始了在中东的“淘金之旅”。沈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一开始卖沙发布套等小商品,迪拜人觉得中国产品又便宜又实惠,所以我们的生意也很好做。”她觉得20年前迪拜的“钱特别好赚”,石油给迪拜带来巨大财富,外国人去了创业门槛低、竞争少,而中国的产品价格也很有优势,“在中国6元一瓶的香水,在迪拜批发价都可以卖到合45元,利润很高。”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人也不多。


   随着2004年迪拜“龙城”商场一期开业,沈女士经营的产品也从沙发布套变成手机、充电宝等电子产品。在迪拜有了“第一桶金”后,她和几个朋友决定把生意“升级”,在深圳工厂下单,用比国外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出MP3等电子产品,然后再转销到中东。类似沈女士这样“淘金者”的故事每天都在迪拜的“龙城”上演。这座形似巨龙的建筑是中国大陆以外规模最大的中国商贸中心,占地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里面几乎全是中国人开的商铺与公司。大到发电机、汽车配件、装修建材,小到衣服配饰、毛绒玩具和造型前卫的工艺品,各式各样的货品琳琅满目。“龙城”旁边就是中国远洋航运公司建设的一座大型物流中心,大片的仓库专门用来协助运输和储存来自中国的货物。



  迪拜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经济和贸易中心,也是连接东西方资本的纽带。阿联酋政府官员已表示会推出更多优惠政策,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从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据美通社报道,截至2015年,已有200多家跨国从事油气、电子、重型机械、工程、建筑、汽车等行业的中国公司选择迪拜为中东地区的业务“大本营”。

  按沈女士的说法:“沙特、阿曼、也门、卡塔尔等周边国家商人也来迪拜进货。我们也把迪拜当成商品‘中转站’,把货物转运到伊朗等国家销售,在那些国家我们的利润更高,在伊朗的利润率甚至可以达到80%。”华人和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催生了迪拜旅游业与服务业对中国籍雇员的强劲需求。面对中国人日益增加的购买能力和出国旅游潮,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各大商贸中心都招募了大量会说普通话的服务人员。在帆船饭店和其他五星级饭店里,可以看到中国服务生和中国厨师的身影。

  老“迪漂”提醒:风光背后也有风险

  吴彤是迪拜一家饭店的管理人员,据她透露,在旅游业工作的“迪漂”们普遍收入还不错。吴彤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懂英文的导游每个月差不多可以赚一万多元人民币。如果懂英文,在当地有点人脉,一个月两万元没问题。中层管理岗大概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六到两万元人民币,高层的三四万元。”吴彤说自己一个月可以赚三万多元,但很辛苦,每天基本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但她表示:“如果我没来迪拜的话,在国内可能赚不到这么多。”
  对于大部分年轻一代“迪漂”来说,沈女士说的20年前“赚钱很容易”的创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沈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那批来这边打拼的人,生意大都做起来了。但才来的小年轻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本’,前几年中国商人内部很爱搞‘价格战’,没本钱是拼不过在迪拜扎根多年的老板的。另一方面,早去的在当地都有相当多的人脉资源,新来的创业者再挤进市场相对就很难。

比如我和迪拜的几个王子关系很好,可以在他们开的几个大商场里卖我们的货,但现在新去的小年轻肯定做不到这一点。”近年来迪拜华人生意中的“价格战”波及玩具、服装、建材等多个领域,尤其是2012年之后,许多商家的利润率都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巴林等其他中东地区国家建起类似“龙城”的中国商品贸易中心,这使得前来迪拜批量采购的外国客源有所下滑,创业难度进一步加剧。



  新一代“迪漂”不满足只做些商品交易,有的也选择“先打工、后创业”的道路。33岁的黄鑫2008年从北京来到迪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刚来时他曾做过草坪工、工程监理,“这些活当时每个月收入不到4000元人民币”。而黄鑫的好友沙沫学过中医,刚来阿联酋时,他当过临时翻译、导游,修过电脑,调过卫星电视,住的也很不稳定,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得搬一次家。沙沫告诉记者:“这其实也是很多华人在迪拜真实的生活状态。”

  即使比较火热的旅游业,底层打工族的收入也差强人意。据吴彤介绍,华人饭店服务生一个月薪水也就合3000元人民币,而且工作非常辛苦。一些被采访者还提到,近年来迪拜经济风光的背后也有风险。据阿联酋《海湾时报》近日报道,由于迪拜高档饭店数量持续增多,且油价下跌导致饭店市场需求萎缩。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将阿联酋纳入“负面观察名单”,并预计今年阿联酋政府收入将大减27%。

  “迪漂”加深阿联酋人对华认知

  无论混得好还是坏,有一个事实“迪漂”都心知肚明:永远不可能获得阿联酋的公民身份。那些阿联酋本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传说中极尽奢华的生活方式,对华人而言就像是隔岸的花朵,只是“看起来很美”。

  在迪拜200多万常住人口中,只有大约1/10是阿联酋公民,其余都是“借”来的外国劳动力,而其社会也被人们心照不宣地分为三个等级:阿联酋人、高层外籍人士和底层国际劳工。本地阿联酋人无疑是最幸福的,即使不工作,每月也有政府补贴,他们正是网传中那些开豪车、养豹子的中东“土豪”。高层外籍人士一般是那些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在大型公司做管理或从事医生、教授等既体面又高薪的工作。而绝大多数服务业都由外籍劳工承包,比如在机场咖啡店服务的是菲律宾人或尼日利亚人,在卫生间拖地的是尼泊尔人或苏丹人,开出租车的是巴基斯坦人,而来自孟加拉国的工人总会冒着50度的高温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在这个豪车遍地、奢侈品琳琅满目的城市中,一个孟加拉国建筑工人的月薪合人民币还不到2000元。他们常常群居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甚至睡着大通铺。一位曾在迪拜工作过的媒体同行说:“在迪拜光怪陆离的摩天大楼之下,隐藏的是无数外国劳动者卑微、忙碌的身影。”


  沈女士的儿子小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来自不同国家的‘迪漂’大多都生活在自己族群的小圈子里,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一条‘鄙视链’。阿拉伯人和欧美人看不起亚洲人,特别是来自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劳工更受人轻视。只要在迪拜生活过几年,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甚至连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小雨上初中时来到迪拜,但母亲生意上的成功却并没有让他喜欢上这座城市。在迪拜生活了几年之后,他感到越来越“压抑”。小雨抱怨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迪拜极其繁华、奢靡,但其实那样的生活离我们华人很遥远。大部分‘迪漂’聚居在离‘龙城’不远的‘国际城’中,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两点一线,非常单调、无聊。在迪拜,很少有华人能突破族裔的小圈子,真正融入到阿联酋的主流社会中去。”



  很多“迪漂”不认同小雨的说法,吴彤就是其中一个。在她心里,迪拜是一个少有的“开放、包容、国际化”的城市。吴彤说:“在这里来自上百个国家的人能和平相处,而很少有文化冲突发生。不过,这要求我们要有一个思维的转换,用国际化的思维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和个人价值,才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不过,只要肯努力,有创新,有激情,这座城市还是有大把的好机会。”

  经过多年打拼,沙沫如愿做起老本行——在迪拜一家诊所做中医。来看中医的阿拉伯病人很少,但有中国、菲律宾和一些欧洲病人来就诊。阿联酋电视台MBC前不久还采访过沙沫,节目播出后,甚至有周边国家的人打电话咨询中医的情况。沙沫的困惑是:“阿联酋没有移民政策,所以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也依然会有一种‘漂’的感觉。我也一直在回国和留下之间挣扎。”

  事实上,对很多“迪漂”来说,回国与否一直是两难之选。小雨4年前下决心回到国内,因为他觉得中国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早已超过迪拜,自己想做影视文化产业、拍纪录片的想法在国内也许会更容易实现。吴彤决定留在迪拜,因为“还是喜欢这里多一点。”还是沙沫说得好:“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回国,每天又有更多年轻人被它吸引而来。也许这就是迪拜。”

  “迪漂”的存在加深着中阿两国的交往。“龙城”二期2月9日晚举行开业典礼时,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以及王储哈姆丹等出席典礼,还与当地华人华商共庆春节。在阿联酋政府部门工作的阿卜杜拉·阿萨比说,他常去“龙城”,二期开业证明了华人在阿联酋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在迪拜的华人群体也让阿联酋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认知。

  揭秘中国人海外打工的真实收入
  民工两年净赚10万

  30多岁的邓翔柯没出国前,在国内各地干木工工程,一个月收入最多时达7000元。不过由于工程活不固定,他一年下来最多只有七八月有事可做,到年底还是挣不到多少钱。

  2010年夏天经湖北老乡介绍,邓翔柯去利比亚参加远大集团的一个施工项目,月工资达到14800元。“护照、体检、来去飞机票,当地食宿等费用都是用工单位承担,出国两年以上,施工单位还可以承担中间回国过春节的差旅费。在国外务工,只要找到正规的施工单位,你的收入基本都可以算着净赚回国的。”

  据介绍,他们这批农民工到国外当建筑工人的保底收入每月可达七八千元。因此,当地不少外出“打洋工”的家庭里出现了“一人务工,一家不愁”的景象。现在,出国两年赚10多万元,已成为许多人出国务工的基本目标。经过10多年的闯荡,该地外出“打洋工”的农民工已在多年的漂泊中,学会了上网,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42岁的江自强,2008年起开始出国务工,他告诉我,现在农民工在外国买电脑的情况很普遍,会上网的人也很多,与家人视频聊天是这些远在异乡务工的黄陂人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



  打洋工的兴起,不仅让出国务工者长了见识,还让他们在各个方面超越国内打“土工”的亲戚朋友。

  跨国包工头的煎熬

  因“老乡带老乡”的缘故,国内出国务工的建筑工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些先行者因接到了海外用工项目,如今已经晋升为返乡招工的跨国包工头。在2011年一场招聘现场,被老乡们团团围住的张来忠就是其中一个。

小平头,羊毛西装,时而普通话,时而家乡话,据说还会讲几句希伯来语,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10年前,张来忠出国“打洋工”,作为一个瓦工匠,他先后去过以色列、利比亚、科威特等国。务工之余,他学会了希伯来语,5年前成了返乡招工的“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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