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见钟情的“试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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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
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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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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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返北京。
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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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
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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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
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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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
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
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
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
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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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
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
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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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
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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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
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
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
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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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
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
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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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
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
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
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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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
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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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
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
”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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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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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
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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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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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
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
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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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
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