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留学生实录】十年，无关风月（始起航）

沙漠

作者： 天维网 2011年08月12日 11:01

初到异国的小男生不成熟的鸡毛蒜皮和陈麻烂谷。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去为那些成为过去的伤痛和苦闷已成往事而感到幸福，咱们什么都没有怕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可以容我们紧紧地把握现在。 始起航】

人生第三次来到沈阳桃仙机场，第一次是送爸爸出国，第二次是跟着姥姥家一家人去云南旅行，而这第三次，就轮到我自己登上跨越大洋的国际航班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
在机场跟着推着大件行李的爸爸往候机大厅走，一路上频频回头看着在海关外目送我远去的妈妈，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做“儿行千里母担忧”，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她摆手，让她早点回去，不要太惦记，而心里充斥的是对于新西兰的学校的憧憬，以及对生活轨道改变的巨大新鲜感和好奇，对于妈妈对儿子的牵挂和心疼，我也是幼稚地觉得自己在决定出国后天天跟着妈妈到处购物，散心，游玩，已经给妈妈带去足够的安慰了。只有在上了飞机之后，我才隐约感觉到一丝不舍，自己将要第一次离开母亲，离开她的庇护和关爱，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妈妈一直站在海关的隔离栏外面不肯离去，为什么她要那般用力地紧贴着围栏，恨不得将整个身子都探进来。
事实上，还有很多我不明白的，比如那天送我登机后，妈妈就一直待在原地，那个看着她儿子身影消失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去。再比如，出国后的第一年，从出生就陪伴在身边的儿子的离开是一种莫大的打击，让我的妈妈魂不守舍，整个生活都失去了常序。她会一个人走进肯德基，坐在曾经陪我吃饭玩耍的位置上，点一包薯条，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她会因为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窗外有个与我相貌相似的男孩，就立刻会中途下车，甚至会拉住那个陌生的男孩看个不停。她在费力地吞咽这个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接受放手孩子去海外锻炼的事实，在那一年里都是这样神经质质的。你可以想象一位温柔的母亲却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借着白酒消愁么？我至今都难以想象，更不愿意去强迫自己去幻想，在那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妈妈是怎么一个人起床，吃早饭，上班；一个人下班，买菜，再回家，而曾经有儿子闹个不停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看日落灯息，万籁静寂。
她也许是笑着跟我述说当年的往事，但是我一定是流着眼泪听完的。
出国这么多年我确实锻炼出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但是惜乎自己有时却因为过于自信而天马行空，许多关于人生的决定我都在没有与父母商量的情况下豪赌一般自己敲定，只是习惯性地向他们汇报一下结果。对于他们的忧虑和意见，我也许并没有留心察觉，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直到我碰了壁，崴了脚，走进了困境和迷途，才想起还有父母，这对世界上最无私地为我着想的亲人，才会惭愧地低泣着握住他们的援手，惭愧地看着他们为我操心，惭愧地接受他们为我付出的那些心血。我可爱的双亲，遥远的距离，频繁的分别，让我无法不去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绝对不是一句做作的虚伪，你问问在新西兰我身边的朋友们，哪个不会在自己父母生日之前用心地准备着来自远方的祝福，哪个不曾在长途电话里因为烦闷跟父母耍过脾气，却又在收到父母耐心的安慰时偷偷地哭过。
关于我亲爱的父母的故事，还会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提到。
再回到2000年10月13日的那架驶向新西兰的大韩航空班机上，我那时完全沉浸在初次体验乘坐国际航班的新鲜当中，免不了在飞机上到处走走瞧瞧，没一会儿可以安静下来。期间一位空姐礼貌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然后我说出了人生中第一句真正意义上与外国人交流的英文，我说，No, thank you, I just have a look。那位空姐只是按照工作的惯例礼貌地询问我，而她肯定不知道我这句回答，是在上飞机之前就开始酝酿，然后不知道鼓了多少勇气，才颤巍巍地一口气儿说完，与其是说，不如说是在磕磕巴巴地背台词。
漫长的国际航班真难熬，我一夜都没找到睡意，气流的颠簸和一直就没间断过的安全带提示灯的闪烁就这么陪我耗了一晚。
继韩国之后，飞机又停留在斐济中转。下飞机迎面而来夹着海风特有的潮湿的热浪，提醒我已经跨越了赤道，正式来到南半球。相比这里，老家肯定没有这般热，豆子也没有这般硬。在机场逗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心思去观赏纪念品商店，完全就是个孩子的我躲在游戏用品商店里大玩特玩试用的Play Station。那时候对斐济这个国家的了解几乎为零——唯一的印象来自一本关于足球的百科全书，那里面记载着斐济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曾经以十四个球的悲惨差距输给过新西兰，想到这里，不免得看机场里的斐济员工都觉得腰杆硬气了些，虽然还没有登录新西兰，但是在面对这些南太平洋上的邻居的时候，不经意地已经开始把新西兰当成了东道主，这种感觉在以后逐渐从体育开始向各个方面延伸。
从斐济起飞，这回用来抵达新西兰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于是当飞机轮胎再次亲吻了地面，我就正式来到了这个将与我在下一个十年里朝夕相伴的国家，也来到了她境内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我从奥克兰国际机场走出来，那天刚下完雨，天空并不晴朗，但是空气中有浓浓的泥土和青草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座大都市的机场是什么样子的，我去过东京，北京，香港和仁川的国际机场，登机口数以百计，各种功能的旅客通道纵横交错，忙于吸金的免税店星罗棋布，如果不看地图，迷路简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一次我在东京转机，习惯性地随着过境旅客朝海关走去，谁知越走人越多，拥挤着我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差一点就钻进了机场轻轨——它的终点可就是在几公里以外的某处了。机场的日籍工作人员无法理解我的英文提问，我也无法理解他的回答，听了半天好像觉得他说的是英语，于是我们互相掏出笔，他识得汉字，这才帮我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可是奥克兰的机场不是这样子的。我推着行李，过了安检，穿过一扇磨砂玻璃自动门，绕过等待接机的人们，然后，然后我就走到机场外面去了。

它出奇地小，小到正好可以容纳客流量最高峰，小到不像是一个炫示着城市本身的宏伟建筑物。在国际航班出口的左右，有一家卖着鲜花，气球和小玩意的礼品店，还有一家兼卖糖果的书店。这就是新西兰人的特点，他们随意，务实，从不注重橄榄球世界杯以外的一切虚名。

他们自称自己为Kiwi，虽然正式的称呼是New Zealander，但是他们偏爱用这国家所独有的一种珍稀的鸟类来命名自己。Kiwi，几维鸟，或者奇异鸟，并没有金刚鹦鹉天堂鸟那么绚丽多彩的羽毛，远远望去，就是团棕色羽毛包裹的肉球，靠着长而细的喙支撑着地面休息。它们的叫声甚至不如麻雀好听，更不要攀比夜莺黄鹂了，不会飞，几乎是个瞎子，在夜间靠发达的双腿和聪敏的听觉来捕猎和避免被捕猎，娇小的身躯，却偏偏要产下硕大的蛋来繁育后代。也许这种贵为国鸟的远古鸟类，在某种程度上与喜欢穿着人字拖，或者干脆光脚出门的新西兰，是有惊人的相似的，都一样不修边幅，都一样生活在一个偏远到几乎被地球遗忘的角落里。

但是，在时光岁月变迁折腾了这么多世纪后，Kiwi鸟仍然一如以往艰难地活在灌木丛里，与它同时代的鸟类如恐鸟和渡渡鸟都灭绝后，它却依然艰难地活着，亦如新西兰人，他们坚强，顽强，甚至带有强烈的倔强和固执。有点像我用来比拟自己的复苏蕨。在新西兰，这里最难能可贵的，除了可以拿去当旅游卖点的自然环境，就是这样一份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的自由，心灵可以释放的自由。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从机场出来坐车回家，一路上那些如田园诗里歌咏过一般，矮墩墩的房子让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小不点的我多了一份亲切感。彼时的我还幼稚得很，并不能理解在16 个小时内，穿越五个时区，跨度一万三百多公里后到达的这个城市，离沈阳究竟有多么遥远。一路上我都在心怀忐忑地想象着新家的样子，和接下来将要面对的生活。

不多时我跟爸爸就到家了，在Priestley Drive上的56号，那是一栋在一排商品房后，用铅皮和木板修葺的房子，刷着简单但干净的白色油漆。相比奥克兰东区那些百万起价的豪宅，我们这夏天闷热冬天潮霉的“棚户”确实不值一提，只是一间在新西兰随处可见的独立平房，完全不像国内所能想象的那样，独楼即别墅，这个国家地广人稀，大家不需要挤进高楼大厦坐看三十几层以上的风景，水泥丛林的都市梦在这里变成稀罕的风景。爸爸把最大的房间留给我了，入住时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一张床，两个床头柜，没什么装潢。但是我在一个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闹钟，两个假面超人的玩偶，那是爸爸特意为我摆在那里的，男人的想法很简单——但突然间我觉得这房子好像就是我的家了。

那时候爸爸确实很拮据，事业还在起步，在东区这个富人区里我们活得很卑微，选择这里也只是希望我能够就读当地最好的高中之一。这个理由和这份父爱，加上那两个玩偶，也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但是在一开始，至少让我有了难得的家的感觉。

其实，你梦想中属于自己的家需要多大？

曾几何时我在某本杂志上读过一篇很短的故事，说一天夜里，警察巡逻，在街边发现了一位当地的名流富翁醉卧街头，好心的警察扶起他说我送你回家吧，富翁迷瞪着眼说我没有家，警察指着山上的一座豪宅问那不就是你的家么？

富翁看了一眼，回答：那是我的房子。

这个小时候读过的故事至今还在影响着我。我在56号的白房子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四年。

曾几何时我是多么厌憎这栋小木屋啊，它让我在那些住在不远处的临海豪宅区的同学面前自卑又丑陋地觉得自惭形秽。夏日炎炎的时候因为阳光直射在没有木制棚顶的屋顶，整间屋子热得像蒸笼，而在最湿冷的冬天，整间屋子就像被海潮浸泡过一般阴冷，我睡的床垫可以在第二天早晨翻过来之后，渗出水来。每天几乎要忙碌十个小时去工作的爸爸听说后，频繁地为我换新的床垫，棕榈的，弹簧的，还专门买了抽湿机来对抗我房间内的湿气。

那四年的中间，我的心态还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在学校所遭遇的陌生感和自寻烦恼的一种被排斥被放逐的失落让自己内心充斥着扭曲和阴暗。所以我自私地无法去理解父亲和他人为我尽可能地创造的幸福，只知道去苛责我离开国内后失去的和在新西兰所不能拥有的。

其实，以父亲当时的能力，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南区购置一套大房不是件难事，而且在那里居住可以节省他很大一段时间的车程。但是比较相对龙蛇混杂的南区，他宁肯在东区这样一个先是被来自港台，接下来是来自大陆的富人们占据的地区扎根，忍受着每天清晨提前睡醒去工作的压力，和来自邻居迟钝和充满嘲讽的白眼，他的目的简单且直接，这里有奥克兰市内数一数二的中学，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素质普遍较高，成绩也都不错，他想让他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最积极的教学环境里得到熏陶。

读过孟母择邻，知道这是个讲母爱讲幼教的故事，但是故事和道理之外那些不可回避的现实，也许我们都不曾想到。一位寡妇，靠织布度日，她有什么额外的财力可以负担起频繁的搬迁？古时有南朝宋季雅为择贵邻，可以豪掷一千一百万买隔壁的大屋，并宣称房价只有百万，多出来的一千万是用来买邻的。那是人家有这个本事，所以显不出心意足贵。可是孟轲他娘则是生生地克服了现实的困难去为儿子的成长操心呕血，完全不去在乎自身的付出与所得，这种无私，是也只是父母之爱才可以创造的奇迹。

于是在我懂事之后，再路过那栋小小的白房子的时候，会时常驻足一会儿。已经不知道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家是谁了，也许已经换了几户，也许他们也是像当初我家一样把这里当成中转站。但是大门上的红漆，以及厨房窗户上安装的纱帘都还在，记录着当年我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时光。

出国之前我专门从国内家里的书房，打包了一大箱书籍，可惜这箱书是跟着集装箱一起过来，而那是在我到达新西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一开始随身携带只有两本，郑渊洁的皮皮鲁传和巴金的家。在还不知道图书馆大门开在哪个方向，以及家里没有电脑的时候，我就日夜反复翻来覆去读手头上仅有的两本精神食粮，到最后两本书已经卷了边儿。如今它们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用胶纸将破损的地方修补好，两本书见证了我精神世界充满饥馑最贫瘠的日子。

在小白屋里有一台老式的录像播放机，就是一台十二寸的电视和录像机的合体产物。家长偶尔会去租借一些录像带——那大概是录像带最后的岁月了，现在别说国内，就连新西兰，除了大学教学资料，也鲜有哪个家庭还在使用录像机的。我的第一个年末长假期里，这些录像带里的电视剧和电影也给我带去了少有的欢乐。那台机器实在是太老了，屏幕上时刻会出现雪花，发出吱吱呀呀的杂音，同时也伴随着我砰砰敲打它的声音，那是我唯一会的修理方式，直至它被我修理到彻底的寿终正寝。

除了早已将内容熟烂于心的书本和坏掉的录像机，我在家里可以用来消磨时光的事情简直太少了。翻开英汉字典打算背背单词，但是看不到一页就无法继续了，那时候初中的课业抓得很松，几乎没有什么方向可言，重要的是我根本就无从下手去自学。好吧，那我总要做点什么——打开落地窗，在窗外木制的平台上撒下一把米，然后关窗，拉上纱帘，躲在角落里朝外看。不多时，就有鸟儿飞来了，一开始是麻雀，再然后是在奥克兰很常见的一种黑色羽毛，黄色喙的鸟，比喜鹊小很多，但是比麻雀大，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在平台上吃米，我在一旁看，一直到天色昏黄，鸟儿吃罢皆飞散四处。

我还记得，在那样枯燥和充满不安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掉眼泪的故事。我从来不信奉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虽然不至于捡起只是未到伤心处这句话，没什么痛痒也可以哭他个江河倒悬，但是情感积郁久了，到放风的时候，总要让这份情绪舒筋活络。说实话，今天讲这个故事出来，连自己都觉得好笑，这件事儿着实够不上要落泪的高度，只不过彼时抑郁已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算是压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在看鸟也腻了之后，我开始尝试写写弄弄，不同于写日记，因为那时的生活实在枯燥乏味，连值得一提的小事都不多，写出来的只怕比山吉勃良努笔下的艾米利凯的“天天都热”的流水账强不到哪儿去。我试着写诗，没有什么韵脚可言恐怕推敲起来也难称其为诗，语言之不羁，结构之游离，生怕气煞九泉下的苦吟诗人贾岛老前辈，所以写的都是一串串带有散射性的心情闲笔而已。那时候自己准备了一个硬壳儿的笔记本，用钢笔写，但是难免会写错字，随手想抄起涂改液，但是发现，这东西我忘在国内没有带过来。

于是我慌了神，记得隔壁的杂货店里也出售文具，但是因为印度裔的店主志在推销她手工打包的袋装糖果而忽略了针对文具的整理，所以自行选购怕是找不到。而之前跟店主有过一次比较尴尬的接触，我去买圆珠笔，感谢国内的英语教材纯属闭门造车后的产物，我很自信地说，来一根“ball pen”，店主狐疑很久，递过来一个网球和一支笔，当时心理承受能力极差，几乎羞赧地抱头鼠窜。原来在这里，圆珠笔就叫pen，钢笔也叫pen，其他的什么水性笔油性笔只要不带铅芯，没有荧光，不能上色，都可以一概称之为pen。而由此衍生出了诸多颠覆性的问题，铅笔刀不叫pencil knife，叫sharpener即可；eraser倒是用来擦字的，但是人家用这个词称呼黑板擦，普通的橡皮擦就叫rubber；小时候老师一定要求将 desk和table分出个所以然，但是这里统称一切平面带腿用来履行桌子的义务的家具为table，desk这词我对Kiwi老师说过，她说听了耳生。

想到这里，对于自己去咨询涂改液一事开始打怵，貌似国内的教材没有教过这个单词，按照上面的推理，就算教过也可能只可能是个中式英语仅供国内流通。家里的汉英字典查不到修改液这个后现代的文具，相信我爸爸也不会知道。脑子里一个个地枪毙掉可能寻求答案的渠道，突然有种山穷水尽的不健康情绪，再然后，眼泪就唰唰地喷涌而出，一点都不给面子。

最后，我硬着头皮拨通了爸爸留下的一个电话，那是一位比我大很多的老乡哥哥家的号码。对方听到我带着哭腔，开始往最坏处考虑，接着听闻我抽抽搭搭地问： “涂改液用英语怎么说？”对方沉默了许久，然后告诉我，这个玩意在这里被称为“twink”。一个不小心，这个词儿成了我来新西兰后，第一个记住的生词。而且后来才知道，原来Twink这个词还真就有新西兰特色，其他国家管白白滑滑的修改液叫Wite out的有，叫Correction fluid这么正式拗口的也有，在那些地方你轻易提到Twink这个词儿，会引来同性恋者的强烈抗议，因为这词换了国籍，就成了侮辱同性恋的脏话。

如果是带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宿命论的剧本，那么主角此时战胜了小Boss修正液，似乎应该抖擞精神开始释放潜能，走上救世主的正轨了。然而现实生活中，这个小插曲没有让我变得更积极，它风波过后，我依旧会情绪波荡起伏，思绪紊乱不堪。最初的几年，大概是三年吧，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最黑暗的一段低谷，我可以去苛责客观条件，但是内心深处肺腑之中吐露出来的观点，则还是自己的心态问题。在那个三年里，我浪费了太多青春在无谓的烦怨上，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没有交下值得珍惜的朋友，英语水平只比刚落地之时提高了那么一丁丁点儿。

不过，就像我曾经恨过的小白木屋，我在回顾这段日子的时候仍然给它极高的评价，在父母爱的关照下我不用去奢望“饿其体肤”，但是幸哉，有这段黑暗苦了我的心志。就好像蝴蝶不痛苦地撑破束缚自己的茧壳就不能振翅而飞一样，我在命运的眷顾之下，最终还是走完了这三年的弯路，我不见得随后就脱胎换骨般成熟懂事，但是内心的抗打击抗压能力却百炼成钢。已经有过那样残酷的孤独的考验，再接下来还怕遇到什么呢？每每想起雍正王朝里写的那个被囚在王府里看巴掌天看了十几年的十三阿哥，我就庆幸，心灵的桎梏早就被打得稀烂，顺便还跺了两脚，随手丢在走过的道路的一边，再也不会担心它可能牵绊我了。

恕我在这里浪费了太多大家的时间来讲述这些小男生不成熟的鸡毛蒜皮和陈麻烂谷，虽然作为一个12岁小孩初来乍到的心情，以上的篇幅里所罗嗦的琐碎可能有助于立体化我的表述，但是它毕竟是一段不怎么提振士气的言辞。

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去为那些成为过去的伤痛和苦闷已成往事而感到幸福，咱们什么都没有怕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可以容我们紧紧地把握现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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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朕邦，字楷轩，男，网名小社大神，简称小社，辽宁沈阳人。生于1988年，没有尾巴和前奏的狮子座，于2000年10月移民新西兰学习生活至今。现于奥克兰大学就读商学院和文学院的双本科学士学位，专业是混饭吃的市场学和国际企业管理，以及个人偏爱的社会学。曾任新西兰中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属于爱出风头爱抛头露面的爱疯爱闹的野心家。以为各大报社，杂志和网站写稿子为乐，策划和主持过电视和舞台节目，十分业余，临表涕零，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