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土沦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部分穆斯林爱国志士，以民族大义为重，一路宣传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苦难，争取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一路坚决同日伪政权假借朝觐之名粉饰占领的阴谋作斗争。
1937年初，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所率朝觐团回国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随后占领上海，阻断了中国穆斯林传统的海上朝觐之路，使已经作好来年朝觐准备的中国穆斯林深感震惊和愤怒。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爱教之心，上百人的中国朝觐者多花一倍的费用从陆路穿越青藏高原到印度转海船前往麦加，往返历时两年，最终8人殒命。但他们行前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把日寇占领的苦难告诉国外教胞，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他们的义举受到了肯定和嘉奖。
上海沦陷后，著名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学者达浦生痛惜海外友人对中国抗战的不解甚至误解，愤怒于日本在海外的反华宣传，以上海伊斯兰教长身份出国朝觐并游说中东、东南亚各地，为抗战作宣传。
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为欺骗世界而派出的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1939年1月，留学埃及的中国穆斯林学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中国回教朝觐团”，从开罗出发，在履行宗教功课的同时，一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揭露日军占领暴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不少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中国的抗日运动由不了解、甚至不理解转变为同情和支持。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为首的中国留学生朝觐者到麦加后，不但严密监视日伪朝觐团，而且对他们的卖国行为痛加训斥，警告他们不得代表中国穆斯林，不得乱说乱动。马坚等甚至油印抗日宣传阿文小册子私下向各国朝觐团散发，而且利用沙特国王伊本·沙特接见的机会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救国的立场，并希望沙特给予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这次义举以留学生朝觐团大获成功而告终，从此，日伪政权再也不敢组织朝觐活动了。
1940年，蒋介石签署文告称：自抗日战争发生以来，我忠勇之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言论……在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此表现，不特搏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穆斯林就开始组织朝觐活动，但由于中沙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无法获得签证，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如愿。为了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民和世界穆斯林的传统友谊，周恩来总理等高层领导直接对朝觐活动进行了关心，并利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机，亲自和沙特亲王费萨尔商谈此事，终于在当年8月重新打通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从1955年至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10次，共132人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朝觐活动陷入停顿。1979年10月，中国穆斯林在中断14年后首次恢复朝觐活动，以全国政协常委安士伟教长为团长的朝觐团在沙特政府热情但又戒心重重的接待中顺利地完成了朝觐功课，也使沙特和世界各地朝觐团看到了中国拨乱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证的可喜进步。
此后的80年代，中国陆续开始安排自费朝觐和利用探亲机会朝觐，并在外汇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为自费朝觐者提供部分外汇兑换额度。政府的开明政策，使朝觐活动在中国各族穆斯林中逐渐形成一股小热潮，朝觐者人数在1990年达到1459人，其中自费朝觐250人。中国朝觐者的增加，以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处境，对沙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中沙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几乎没有一位省部级官员访问沙特。1985年，宁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率领的访问团访问巴基斯坦时，经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亲口建议并写信给沙特国王，促成了访问团应邀访问沙特并进行副朝，而且根据沙特方面要求延长访问，在12天时间里参观了沙特各大城市，享受了很高礼遇。
同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7次穆斯林朝觐团与各族自费和探亲朝觐者共约1900人前往麦加朝觐。朝觐团40人中包括5位担任政协、人大职务的省部级干部，除他们持有外交护照外，其余团员均持公务护照。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1989年，中国和沙特达成协议，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办处。当年，中国政府为方便朝觐活动安排的6架专机直飞沙特吉达市，使900名朝觐者获得了落地签证。这两个举动都是中沙关系史上的第一次。1990年7月，中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为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也为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及领事保护创造了更多的便利。近几年来，每年由政府组织和民间自费朝觐的中国穆斯林人数已经突破一万人。
郑和公私兼顾下西洋
自从盛唐时期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中国以后，天房就成为中国穆斯林心中的圣地，朝觐成为中国穆斯林克服千难万险的追求之一。说到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说到中国穆斯林与麦加的渊源，就不能不从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说起。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明朝著名宦官郑和先后7次率领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起锚扬帆下西洋，遍访东南亚、中亚、西亚、东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多达28年，被世界公认为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放眼看世界和对外开放之先驱。
600年以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关于他是否到过麦加，是否为了朝觐，或曰其中某几次为了朝觐而公私兼顾出海远航的争论尤其说法不一。部分史学家认为，作为穆罕默德的第37代后裔，原名马三宝的郑和具有前往麦加朝觐的家族传统、宗教信念、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应该到过麦加，朝过天房。
据考证，郑和的祖父、云南滇阳侯米的纳，父亲、云南行省参政知事及袭封滇阳侯都曾经到天房朝觐过。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知识渊博而且通晓阿拉伯语，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出身，郑和朝觐是应有之义。史载郑和曾经率船队到过红海，而麦加距红海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哈吉”世家的郑和焉有圣地在望而不朝之理？而且郑和的随员中也有人到麦加进行过副朝。另外，部分明代史书也提到郑和了解朝觐程序或明确记载他进行过朝觐的史实。
无论郑和是否朝觐，这只不过是他伟大航海行动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时刻缅怀他的是一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胸襟和视野，是他不畏艰险、敢于探索的勇气和智慧，是他振奋民族精神、传播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外交实践。
（马晓霖《环球》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