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201109期封面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当年的清华大学老校歌激昂犹在。 今天，清华学子即将迎来母校百岁诞辰。这所于辛亥革命当年建立起来的学校，植根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上，在峥嵘岁月中...
环球人物201109期封面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当年的清华大学老校歌激昂犹在。
今天，清华学子即将迎来母校百岁诞辰。这所于辛亥革命当年建立起来的学校，植根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上，在峥嵘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百年来，清华园被青年们称为“令人神往的知识圣地”，从中走出的各领域领军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一些政坛领导人，他们曾就读于水木清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仍然心系母校，有的常去探看，有的回到清华大学任职、执教，都成就了母校一段段佳话。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进清华大学，找寻这些领导人的足迹，为您讲述他们的清华故事。 辉煌校史跌宕起伏，经世治国人才济济 世纪清华与民族共命运 3月的清华大学，草坪微绿，百花待放。这座令中华学子十分向往的高等学府，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即将在4月24日(清华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定为校庆日)迎来百年华诞。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清华时，这里到处弥漫着节日般的气氛。无论是在庄严雄伟的大礼堂，还是在典雅肃美的老式教学楼，迎接校庆的彩色标语和横幅随处可见。各个学院的宣传栏上，都张贴着校庆活动时间表或倒计时牌，一名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四学生告诉记者：“我为自己是一名清华人而自豪，也为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荣幸。” 用“庚子赔款”建校 100年春华秋实，100年薪火相传，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蕴含着一个故事、书写着一段传奇、镌刻着一种精神。回顾百年峥嵘岁月，清华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于1911年建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原因在于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第二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西方联军赔款总额高达9.8亿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承认赔款“实属过多”，同意“退还”部分“额外”赔款，并要求退款必须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企图从知识上和精神上“影响”未来的中国精英阶层。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除留美预备班外，又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留美预备班取消，第一届大学生也刚好毕业，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清华大学。 心系国难，励精办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和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先到长沙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改校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前后8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全体师生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现。 抗战胜利后，曾遭日寇蹂躏的清华园已是满目疮痍。清华师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学校复建工作中去。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园中的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共清华地下党的引导和影响下，组织了一系列爱国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清华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原有的文、理、法学院基本全部调整到他校，综合实力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清华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建设者，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尽管“文革”期间，清华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等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但随着动乱结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取得了飞速发展，逐步确立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目前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正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昂首迈进。 大师云集，领导人辈出 清华园里走出了无数学者大师，还有众多政治伟人，他们如同璀璨的明星，散落在清华大学绵延起伏的校史长河中，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水木清华，办校伊始就人才济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学校奠定了“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基调，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吴晗、梁思成、金岳霖等赫赫有名的清华学子在这里演绎传奇人生，还有才子佳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世爱情。 在自然科学方面，清华培养的人才更是数不胜数，而且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如邓稼先、钱三强、杨振宁、李政道、竺可桢、高士其等等。梁启超曾赞叹道：“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这正是对这些栋梁之才的真实写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用一个世纪的沧桑和风采，筑就了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新中国成立后，从清华大学走出的不仅有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等，还走出了许多政治领导人，担任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300多位，其中国务院各部部长100余人，省委书记、省长80余人。他们在中国的政坛上大放异彩，也为母校清华续写了更多佳话。 |
胡锦涛、吴邦国、曾培炎等领导同志，因工作关系—— 常回校看看
3月27日，天气格外晴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怀着崇敬之情，再次专程走访了清华园。
记者此次的目的地是清华的水利馆，这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那时叫水利工程系，如今叫水利电力工程系。清华人习惯把某某系的教学楼称为某某馆。水利馆有两个，一个是旧水利馆，建于1933年，现在是水电系的实验室；一个是新水利馆，建于1955年，现在是教学楼。
记者面前的新水利馆坐落在清华大礼堂的左侧，正在装修，楼前堆放着很多建筑材料。整座楼从空中看呈“工”字形，中间部分四层高，两边三层，红砖红瓦。进入楼内，看到大部分装修已完工。每座教室大约五六十平方米，墙上有块巨大的黑板，新瓷砖地面显得非常光亮。
楼上装修一新，几乎看不到一点旧时的模样，但在一楼中央大厅里，记者发现了一些搬不走的大型教学机械，从中仍不难看到水电系“往昔的一些影子”。
“5字班”年龄最小的学生
1959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79名学子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其中，年仅16岁的胡锦涛被分在了水利工程系。
由于这一届学生在1965年毕业，因而被称为“5字班”。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5字班”的学生，应该算是“幸运的一届”。因为他们前面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后面躲过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得以完整地接受了6年制本科教育。
这一届还赶上了一位好校长。时任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先生。据土木建筑系1965年毕业的一位老同志回忆，当年蒋校长带着一批清华学生在河北“蹲点”。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老校长把同学们叫到自己住处聊天，并谆谆教导说：“有一个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也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当时是水利工程系同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两位。他俩品学兼优，待人真诚，与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校期间，胡锦涛是出名的高材生，大学6年，除一门功课4分外，其余全是满分5分。
胡锦涛不仅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入学没多久，他即被选入清华大学文工团舞蹈队。清华每次重大文艺活动，都必然有他的身影。无线电电子系1965届毕业生靳东明，也是文工团舞蹈队的一员。据他回忆，“1960年暑假后，文工团搬到16宿舍。各队和各系一样，配备政治辅导员，单独成立党团组织。”胡锦涛就是他们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
文工团要求很严，平时照常上课，队员一定要品学兼优、素质全面。“如果在文工团期间有功课为3分，学校会要求学生回班，以保证学业。几年下来，我们‘5字班’在舞蹈队集中住宿的几个人学习成绩都比较好。”靳东明说，“队员们每天早晨在16宿舍门口的小路上练功。每次排练之后和演出之前，队员都要喊一个口号叫‘战斗、胜利！’”由于学校对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队员们常常开会。“全队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
清华舞蹈队排演的，都是一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舞蹈。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首都文艺工作者历时2个月，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清华大学选派了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就有胡锦涛。在10月1日当天，胡锦涛又被选入清华大学游行队伍，参加首都各界群众国庆大游行。国庆节后，胡锦涛把参加《东方红》排练和游行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就是在这一年，胡锦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蒋南翔校长从1953年开始就力推政治辅导员制度。他要求从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团员中挑选人才担任该职务。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蒋南翔有感而发：“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历史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
担任政治辅导员后，胡锦涛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惑。为此，他推迟了毕业时间。1967年10月28日上午，他和1966届的毕业生一道，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参加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毕业后，胡锦涛被学校留在水利系参加科研工作。1968年，他走出清华，到位于甘肃的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参加了工作。
清华园里忆当年
在甘肃，胡锦涛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此后，尽管职务不断提升，肩上的担子越挑越重，但他和清华大学老师、同学的距离并没有拉远。
1984年5月24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回到母校，与当年水利工程系的毕业生座谈。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学生们“顺应时代潮流，做推动社会前进的促进派”，勉励他们“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投身实践，把自己锻炼成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2001年3月，在清华大学校庆90周年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中南海听取了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等人关于学校工作的汇报。他希望清华总结办学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培养更多的治学、兴业、治国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这一年的4月29日，胡锦涛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出席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并参观了清华科研成果展。在新水利馆二楼，胡锦涛还与当年的同学们座谈，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
2002年2月22日上午，胡锦涛陪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在清华主楼大厅，胡锦涛先发表讲话，向布什等介绍了自己的母校及校训：“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学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奋斗不止……”在讲话的最后，胡锦涛强调：“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世界的未来，希望中美两国青年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促进世界和平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是清华水利工程系建系50周年。在校庆前夕，胡锦涛和水利工程系1965届校友一道，向母校捐赠了一座名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雕塑。如今，这座雕塑就坐落在新水利馆门前。
2002年岁末，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在台盟中央走访时，见到了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陈仲颐。他紧紧地握住陈仲颐的手，对大家说：“我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时，上过陈老师的课。”师生情谊溢于言表。
2008年5月10日，在访问日本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驱车前往松下电器公司参观。在会见来自清华大学的松下奖学金获得者时，胡锦涛热情地称其为“我的学友”，然后还说起自己的女儿也曾就读清华大学。他还发表讲话鼓励青年学子们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来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做辅导员不吃亏！”
和胡锦涛一样，还有许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国家领导人，如吴邦国、曾培炎、彭珮云等，他们也有不少机会回到清华大学，或参加外事活动，或视察校园、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于1960年到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为电子工程系)就读。
2011年3月7日一早，吴邦国走进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位于东主楼北门外的电子工程系旧馆。见到守候在这里的张克潜老教授，吴邦国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走进系馆，站在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者、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创始人之一孟昭英的塑像前，吴邦国感慨地回忆道，当年孟先生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大家对他很佩服，这么大一位教授，实际动手能力也特别强，连烧玻璃之类的工作都很擅长，总是亲力亲为。
如今，当年的电子系已搬进了新的系馆——伟清楼。楼前“热烈欢迎吴邦国学长回系视察”的红色横幅迎风飘扬，老中青几代电子系师生在大门两边夹道欢迎。吴邦国频频合掌致意，与围在身旁的老师、同学们一一握手。在这里，吴邦国终于见到了惦念已久的恩师吴佑寿院士，还有曾与他一同做过学生政治辅导员的丁晓青教授。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在伟清楼门口，吴邦国与电子系师生合影留念。他说，能回到自己原来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看到很多老师、当年做辅导员时曾辅导过的同学和现在的学生，看到86岁高龄的吴佑寿院士身体还是那么健康，整个电子系也呈现出奋发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感到非常高兴。
随后，吴邦国走进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阅览室，安静的阅览室立刻沸腾了。同学们纷纷站起身来，对仰慕已久的老学长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吴邦国看到一名女生正在读航天航空方面的书时，赞叹说，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是清华的校友，清华人在国防军工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老学长，他还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现在来图书馆上自习是否还提前抢位置？”同学们告诉他：“是，每天很早来到图书馆，座位就已经基本满了。”吴邦国满意地点点头，他说：“这就是清华的学风。清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具有很好的读书环境，正是如此才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
一名正在读研的同学希望从老学长那里了解一下辅导员的工作。吴邦国风趣地说：“做辅导员不吃亏！”他告诉这位同学，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地和学生们联系，他和过去带过的学生们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对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
在视察的最后，吴邦国说，“我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校友的双重身份来到清华的。作为校友，在百年校庆前夕回到母校，见到老师、同学和年轻一代的清华学子，感到非常高兴；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到清华，既对清华的百年校庆表示衷心祝贺，同时也对清华师生寄予很高的期望……衷心祝愿清华大学发展得更好更快，为中国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2年毕业，是吴邦国的师兄。2000年6月7日，国家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曾培炎应邀回到母校给老师、同学做报告，他说：“在清华校风、学风熏陶下培养起来的治学之道、为人之道，奠定了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础。无论在哪个时代，清华的师生都是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同学们要参加到西部大开发中来，这个精神值得鼓励……”曾培炎还多次回清华大学视察工作，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3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2009年4月28日，她回校参加98周年校庆时回忆说：“我1947年来到清华学习，当时我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地下党总支委员。之所以选择社会学，是因为我有志于解决社会问题。我一直在实践中学习和理解社会，最开始组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后来参加工作，也一直怀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在工作中追求社会学的实践精神。”
朱镕基、华建敏、周培源等领导同志，从昔日的清华学子成为清华导师——
难忘母校课堂
在清华园中，他们曾是青年学子，吸纳知识，砥砺人格，终于成为经世治国之才。但心中难以割舍的“清华情结”，吸引着他们回到母校，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成了清华大学的老师。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朱镕基、华建敏等人。
班上的“业务尖子”
1947年，年仅19岁的湖南伢子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在当时报考清华大学的众多湖南籍学生中，他的考分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因为喜爱文科，英语又好，朱镕基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这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工科埋头钻研起来。朱镕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当时，电机系的功课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当过“课代表”。他待人诚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朱镕基非常热爱文学。郭道晖记得，1948年的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一篇署名“容基”的文章，作者正是朱镕基。“那篇优美的散文题为《谈爱与憎》，文中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朱镕基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在清华园里，朱镕基结识了一群大师级的教授，每次回想起当年的情景，都感觉值得回味。“朱(自清)先生为人廉洁、谦虚。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方部(清华大学小礼堂——编者注)讲话的样子，音容宛然。”“我们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他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参加电机系60周年院系庆祝会时，题写了“为学与为人”的赠言。
学习之余，朱镕基痴迷唱戏，曾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巧的是，清华电机系58届毕业的师妹、后来与他结为伉俪的劳安也唱得一口好戏。朱镕基的孩子也都和清华有缘。朱镕基曾在同学聚会上说：“劳安在清华就读时，在校医院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劳安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
学生运动的旗手
清华园不仅是朱镕基收获知识与爱情的地方，更是他增强能力、树立信仰的地方。1999年3月，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中国时，朱镕基对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他说的事，就发生在他上清华时。
1948年4月，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等校的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安全，清华的学生们成立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是队员之一，和郭道晖等人一起夜间轮流值班，拿着棍棒守护校园。
1948年秋，清华大学的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朱镕基积极参与进来，并很快成为组织的骨干之一。小组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办了一份油印报《晓露》。朱镕基负责撰稿、发消息，还因为字写得工整漂亮帮着刻蜡板。在《晓露》上，他和清华的同学们发表过吴晗、张奚若教授为青年所写的文章，还撰写了《历史的道路》等文章，回顾“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以及清华、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生活和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还用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在读者中名声大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人。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还援引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中的情节，说明勇敢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为了保卫祖国，革命青年应当不怕牺牲，无所畏惧，抵抗美国的侵略。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并于1951年1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朱镕基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动员同学踊跃参加捐献运动；还同清华大学的校委会与青年团联合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等。后来，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一直十分珍惜在清华的同窗情谊，他所在的51届电机系，确实也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有4位。朱镕基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并深深为之自豪。清华这片沃土，是朱镕基厚积薄发、成为栋梁之才的根基。饮水思源，朱镕基在母校建校80周年的时候写下“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身不忘”的词句。
经管学院的院长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开始筹办建立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一致希望“邀请一名有才能、有身份、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最理想的人选就是朱镕基。当时，朱镕基正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在这个主管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行政部门，他愈发认识到：“中国最缺的不是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管理。”所以，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同班同学李传信和校秘书长吕森前来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从经管学院1984年4月成立起，朱镕基就亲任院长，一直做到2001年。
开始，朱镕基每个月都会来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到了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尤其是1998年出任总理之后，因为工作太忙，他只能一两年来学院一次。朱镕基曾说：“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扪心自问，心中有愧。”但师生们都将他倾注的心血看在眼里，认为他尽到了关心学生和推动学院发展的双重责任。
在工作中不苟言笑的朱镕基每次回到经管院，见到学生们，总是十分开心。他的学生、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说，朱院长每次来都神态温和、谈笑风生。“他发言都从不打草稿，但思维敏锐、条理清晰，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都记得很清楚。”
朱镕基亲自带过4个技术经济专业的博士生，看过他们的博士论文，并邀请国际上最优秀的管理专家成立顾问委员会，对论文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在上海的时候，曾把学生杨宏儒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他们一起研究上海市的工业状况。杨宏儒回忆此事时，不无遗憾地说：“他希望我能拿出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来，但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写出的东西不是特别符合实际应用。现在明白他的期待了，可惜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朱镕基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朱镕基得知其中一名学生将去美国留学，语重心长地叮咛他：“你学成一定要回来，国家确实需要人才。”又在这位学生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后来，这位学生在美国得到了去高盛投资公司工作的机会，但因为朱院长的话对他影响太深，于是决定放弃高薪，回国创建了投资银行。
朱镕基一直以清华和经管学院为荣，出国访问，都要表明他是清华的教授、院长。他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与清华经管学院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很多大学羡慕清华有这么个好院长，也纷纷来邀请他，但朱镕基都婉言谢绝了。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了院长职务。在告别会上演讲时，朱镕基动情地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此后，朱镕基继续担任该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办世界一流管理学院”一直是他的心愿。
2004年，经管学院举行20周年院庆大会，朱镕基发来亲笔贺信，谦称自己“当时根本不知如何办学”，但看到今天桃李满天下，“虽然自己出力不多，但感参与此建国兴邦之大业，实为我毕生光荣”。“纵我廉颇已老，但此心耿耿，始终和你们在一起”。
昔为才子今为师
与朱镕基一样有“清华情结”的领导人还有很多，如华建敏、周培源、钱伟长、费孝通、华罗庚、周光召、李蒙、丁石孙等人。同在清华园，昔日的“才子”，变成日后的老师，他们的回馈比汲取更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1957—1963年曾在清华大学动力系学习，此后一直关心清华的发展。2009年，清华大学宣布成立启迪创新研究院，华建敏欣然担任首任院长，并聘请国内外顶尖的理论家、科学家、企业家等参与研究工作。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于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6年至1983年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在清华园生活和工作了40多年。他非常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经常鼓励学生们向他提问题，甚至和他争论。他的学生、清华航天航空学院教授谢志成曾感慨地说：“钱老作为大科学家，却一点架子也没有。”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孟祥发曾同钱伟长一起搞新型电池的研究长达5年，他回忆说：“那时科研经费很少，钱老就想尽办法带着大家去找旧电表等‘二手货’加以利用，就这样一点点地‘武装’起实验室，搞起了科研。他当年踏实勤恳的科研习惯，我们一直延续至今。”
同样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培源，当年在清华大学是出了名的优等生。1919年9月，17岁的他走入清华园，被插入了中等科三年级，由于各科成绩优秀，只一个月后就升入中等科四年级。中等科毕业时，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自动升入高等科，后任甲子级级长。1924年毕业赴欧美求学。
1929年，清华大学聘周培源为物理系教授，这是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一位教授。1947年到1952年，周培源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即使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也割舍不下他对清华大学的情感。
他的女儿周如玲曾总结说：“父亲在清华学成、结婚、立业，度过了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起步于清华；他的世界观、或说做人的准则也是在清华逐步形成。父亲一生在教育、科学和社会活动诸领域中能做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养育他的清华园。”
习近平、吴官正、宋平等领导同志，虽不常回母校，但他们——
“人在天涯，难忘清华”
从清华走出的领导者中，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在毕业之后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时常回到母校。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清华，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关心着清华的建设和发展。
“我三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先后完成了本科和博士阶段的学习。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98年至2002年，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他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写《福建博士风采》丛书时，习近平在第一卷中发表了题为《自述》的文章，讲述了自己进入清华大学的曲折过程。文中写道：“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此三人都是当时清华的负责人——编者注)。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
2002年10月，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清华大学与浙江省的交流合作一直都很频繁，习近平到浙江后，双方的合作更加密切。10月16日，习近平代表浙江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清华大学合作协议书》。2003年3月17日，习近平带领浙江考察团一行人回到母校进行洽谈和考察，为双方合作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习近平列举了浙江在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区域经济结构、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得到清华在科技知识和人才方面的支持。4月10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浙江嘉兴举行揭牌暨总部大楼奠基仪式，习近平为研究院总部大楼奠基。
2010年8月23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又视察了清华控股博奥生物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他重点询问了中心创办人程京院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情况，并对博奥生物经过10年的努力所取得的自主创新成果表示肯定。
为反腐倡廉到母校“取经”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也是清华校友， 1959年至196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曾担任团支部书记。本科毕业后，他接着在清华大学动力系攻读硕士学位，1968年毕业，并曾担任党支部副书记。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负责人张振明，曾担任吴官正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的责任编辑，与吴官正有过多次接触。他这样回忆这位清华学子：“他(吴官正)出身贫寒，家里三代都是贫农，没有人进过学堂的门，但凭着自己的聪敏和勤奋，他一个农家子弟实现了到清华大学学习深造的梦想；更以他的传奇人生经历对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了非常独特的注解。”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5届毕业生刘云清撰文回忆大学生涯时曾这样说：“根据系里的安排，工化系的七八名教师和近40名同学(还有吴官正等5名热工仪表专业的同学)参加了在上海组织的聚四氟乙烯的会战工程……对于我们这些还未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最困难的是没有经验，于是不懂就学，在干中增长才干。在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到处可见同学们不知疲倦的身影。由于我们基本功比较扎实，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比较强，因此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的需要。再加上我们特别注意虚心向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尊重他们的经验，搞好与他们的团结，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
参加工作后，无论在技术领域还是在行政岗位上，吴官正都谨记校训，勤勉好学，工作格外出色。
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后，反腐倡廉成为吴官正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他也不忘找母校“取经”。吴官正曾多次与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清华大学在廉政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吴官正还向母校发去了贺信：
尊敬的王校长大中同志：
尊敬的贺书记美英同志：
我收到母校寄来的90周年校庆庆典“邀请函”，十分欣喜！谢谢你们的邀请。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去母校参加这一盛典活动，备感遗憾。唯有忠诚党的事业，努力工作，才能报答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才是对母校90华诞的最好祝愿。
预祝母校90周年校庆庆典圆满成功！
吴官正
2001年4月25日
清华学子的心声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1935年9月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37年肄业。在清华，他与比他低一届的陈舜瑶相识相爱，并相伴一生。陈舜瑶后来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4年4月，由清华校史研究室编写的《清华革命先驱》系列书出版，系统介绍了清华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宋平为此书题写书名并作序言。他写道：“我深信，这对了解、研究清华党组织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清华党组织的优良传统，教育清华广大师生和校友以及把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相信在当前全国党建研究中也会起积极作用。我热切期望清华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师生、校友，踏着清华革命先驱们的足迹，勇往直前，不断超越，发愤图强，在各自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1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党委书记胡和平等人专程看望了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向他们汇报学校的发展情况和百年庆典的活动安排。两位老人对母校充满感情，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在学校时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锡铭，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等都是清华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心系着母校的发展。
“人在天涯，难忘清华。”这句在清华引起广泛共鸣的话语，道出了每个清华学子的心声。
究竟是何种原因让清华“领袖辈出”？百年来清华孕育了怎样的内在精神呢？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校史编委会副主任、原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教授，请看他的解读。
环球人物杂志：一所大学最核心、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她的精神。您认为清华精神是什么？
田芊： 清华起初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认同“美国精神”的人，结果学校偏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清华的成立与国耻有关。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在清华学习和工作的人，或许比别的学校的人多了几分忧国之情。清华的建立与辛亥革命同年并非巧合，那是中国最衰败的一个年代。历史既然选择了清华，清华也要承担起振兴中华之责任。
“育人，爱国，奉献，责任”是清华精神的精髓。
清华精神的根本是育人，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清华培养人才并非以培养领导为目标，而是培养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人才。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清华人的天职是奉献，要做对国家、社会可信而有用的人；清华精神的灵魂是“责任”，这是时代责任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
环球人物杂志：在当今时代，清华精神与清华校训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田芊：清华校训是清华精神的一部分。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梁启超先生曾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周易》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后来便成了清华的校训。
我认为，清华校训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校训，因为《周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句话是从中提炼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清华的校训，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环球人物杂志：近百年来，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政治家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田芊：近几年我们没有做过具体的统计，但是数量可想而知，应该是可观的。比较著名的领导人当然是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和朱镕基等同志了。
中国电机学科奠基人、原清华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曾对新生们说：“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朱镕基1986年回清华参加庆祝活动时，在祝辞中还提到了章名涛教授这番话，并说让自己“饮水思源，终身难忘”。他自己还总结说：“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环球人物杂志：和其他高校相比，清华走出的政治领导人较多，且成就显著，能谈谈其原因吗？
田芊：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从宏观看，是大的时代造成的。从微观看，和这些人的自身努力有关系。首先，清华集纳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加上有着优秀的办学理念，使优秀的校风、学风能熏陶他们。同时，这些人有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心，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展现出自己的才能，才能被社会认可，走上领导岗位。
时代变迁、个人努力和学校的影响三者之间密不可分。只强调其中哪一点都是片面的。早在1929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生会章程》中，就明确写道，清华的教育目标是造就“领袖人才”，但这个领袖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国家领袖，现在讲包含三方面：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学校希望培养出来的人能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起到脊梁的作用，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要培养当领导的人，那样是培养不出来的。清华很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到基层锻炼很重要，贴近群众很重要，踏实肯干也很重要。现在的领导人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清华大学遵循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又赶上了好时代，所以才出了一大批领导人。
清华的学子都很有抱负。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清华人处理得很好。清华人常说，“要做就做一等的事业”。朱镕基也曾说“追求完美”。这是对清华精神最好的阐述。
此外，清华人很强调团队精神，愿意发挥集体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我的理解是，做“火车头”，而不是做“机车”。“机车”光是自己在跑，“火车头”还要带着车厢跑，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领导者的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由清华老校长蒋南翔倡导并创立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培养政治领导人起了怎样的作用？
田芊：其实，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不是清华大学的首创，而是教育部先提出来的。就是在高年级中选拔思想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学生，“半脱产”地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他们的毕业时间需要延迟1年，使之既能顺利完成学业，又能在政治方面得到更多的锻炼。
这种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从思想上做好同学们的引导工作。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学习问题和生活问题都要管。这种制度首先对工作有利，辅导员本身就是学生，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做工作有针对性。对参与者也有好处，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学习和工作的“双肩挑”。这些人走到社会上，很容易成为领导干部。清华的各种社团很多，课外能得到很多锻炼机会。走到工作岗位后，能力就显现出来了。
几十年来，从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队伍中走出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据我的统计，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每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都有多人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环球人物杂志：清华走出的政治领导人，反过来又对清华精神和清华校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田芊：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人对清华的影响确实很大。如今的学生们会觉得，现在的条件比这些领导人(老学长们)那个时代好得多，他们能做到的，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不敢说超过前辈，但至少要争取做得一样好。
